难平的鸿沟

今年5月，第二军医大学的研究人员证实，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是人类及小鼠肝癌干细胞的一个标志物。在乙型肝炎病毒转基因小鼠中，通过采用特异性靶向系统抑制ICAM-1表达，可抑制肿瘤的形成和转移。肝癌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每年大约有25万人死于肝癌，位居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第二位，是严重威胁人们健康乃至生命的恶性疾病。这一新的诊疗技术的发明，无疑给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不过，总体而言，目前国内乙肝药物研发领域的研究很多，但真正经严格的临床试验证明有效，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原创性抗乙肝病毒药物很少，对乙型肝炎的治疗还没有突破性进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贾继东说。

类似的情形，不仅在我国，全世界也比比皆是。以肿瘤为例，从1975年到2005年这30年间，我国肿瘤的总体死亡率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差不多同期，美国用于肿瘤防治方面的研究经费高达2000多亿美元，相继发表了150多万篇肿瘤相关的研究论文，但这些成果进入临床应用的寥寥无几。据《美国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所谓“极具前景”的基础研究成果，在发表20年后，110项成果中仅有1项获得了广泛的临床应用，肿瘤防治效果并未从根本上有所改善。

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科学界在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但看看人类健康的实际情况，不免令人感到担忧。“这说明，虽然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离真正造福社会和人民健康这一目标实际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发明了那么多的新技术，积累了那么多新的知识，发表了那么多的高水平论文，为什么人们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贾继东认为，主要在于横亘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之间的“鸿沟”。他介绍说，在传统医学模式中，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是相对独立、关系甚少的两个部分，犹如两条平行线，走向一致却不能交汇。基础医学成果层出不穷，却无法满足临床对疾病诊疗的需求；临床经验不断积累，却无法为基础医学指明方向与目标。

转化医学因此被提出，这一理念旨在打破基础医学与药物研发、临床及公共卫生之间的固有屏障，在其间建立起直接关联；从实验室到病床，把基础研究获得的知识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和公共卫生方面的防治新方法。

整合资源

转化医学在基础研究与临床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不仅实现从实验室到病床，也实现从病床到实验室。“这个转化是双向的。”贾继东说。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肝胆肿瘤科主任医师程树群是转化医学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他发现肝癌疗效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少病人首诊时已发生门静脉转移而形成门静脉癌栓（简称PVTT），有PVTT的肝癌病人手术切除率低，术后转移复发率很高。PVTT是如何发生的？为此，他找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分子生物学专家刘善荣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开始了联合科研攻关，在组织、细胞和动物模型层面上探讨肝癌PVTT发生特异性分子机制及其防治策略。

经过几年攻关，程树群发现并命名了一种少见的门静脉癌栓——“异位癌栓”，提出了门静脉癌栓发生的新理论。2011年，“肝癌门静脉癌栓发生的分子机制”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期三年的资助。程树群说，“该项目的实施将为实现PVTT靶向治疗提供新的理论基础，最终达到在临床上降低门静脉癌栓死亡率，提高肝癌病人整体疗效。”

从临床需要出发，不仅可以节省资源和投入，而且可以提高解决医学重大问题的效率，这是转化医学的根本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核心在于整合资源和合作创新。”程树群对此深有感触。

程树群认为，现代科研，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入到需要多学科交叉才能解决重大难题的今天，资源共享和团队攻关显得尤为重要。他举例说，恶性肿瘤等重大复杂疾病的防治研究，需要整合生物技术、计算数学、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科学和I临床医学等多学科研究人员的交叉研究，才能揭示环境、生活方式、遗传等因素对癌症发生的相互作用；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各种组学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如何将大量的数据转化为解决医疗问题的有用信息，需要生命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医学领域专家的有效合作与交叉研究。快速鉴定和评估生物标志物，需要建立整合患者的危险因素、临床诊治、生存和预后等临床组学数据库资料，以及具有完整的患者生物标本的、开放式的疾病转化研究平台。

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21世纪的医学将更加重视“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医学模式，更加重视整体医学观和有关复杂系统的研究，以真正实现转化医学的目的。

任重道远

转化医学的意义及其价值，已引起欧美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催生了战略行动。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先后提出了21世纪NIH的战略发展路线图、设置了临床与转化科学基金、成立了NIH促进转化科学发展中心，每年投入资金上升到9亿美元。此外，欧盟每年用于健康相关的转化型研究预算达60亿欧元；英国也在5年内投资4.5亿英镑用于转化医学中心的建设。

我国十分重视转化医学发展。2012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技术”、“基因治疗与细胞治疗技术”、“分子分型与个体化诊疗技术”被列入十个重点发展领域。转化医学占了十个重点发展技术中的三个，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还启动了一些“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转化医学重大项目和行动。转化医学研究机构发展迅速，据了解，截至今年4月底，在过去3年中我国已建立各类临床和转化医学中心和平台机构等129家。8月29日，首批13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启动，涉及恶性肿瘤、心血管病、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肾病、代谢性疾病6个领域。这些转化医学中心的成立为推动我国生物医学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地提高疾病的诊治水平奠定了基础。

尽管我国转化医学发展很快，“但客观而言，我国转化医学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说，“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转化医学在综合实力、管理理念以及技术上还存在差距。”

如何缩小差距？樊代明认为，应把关注重点放在解决基础研究成果与临床应用转化脱节和衔接不畅等问题上，设计出整合基础研究、疾病预防、药物临床验证等核心环节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2012年中国工程院启动了“我国转化医学发展战略研究”，以期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运行模式和路线图，同时，在国内首次探索医学研究与医疗改革的新模式，探索转化医学的发展方向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将转化医学、基础研究、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结合起来，如何通过转化医学提高临床医学水平和人们的健康水平，如何将转化医学与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为医疗改革服务，如何利用转化医学进一步发展传统的中医药学，等等。

卫生部部长陈竺认为，除了注重药物研发、生物医学工程等经典意义上的转化医学外，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转化医学研究更应重视公共卫生，重视基层，重视社区，重视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他说，“医学只面对临床是不够的，预防更为重要，未来的医学更应以预防为主，主战场在社区。”

到21世纪的今天，现代医学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如抗生素的发明使用、各类疫苗的研制成功、人类基因组计划和蛋白质组计划的实施等，对人类的健康医疗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已将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许多不治之症已经可防可治。然而遗憾的是，也有许多在实验室中“极具前景”的新药物、新技术、新方法，在临床应用中“夭折”。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阻碍了基础研究成果投入临床应用的进程？又该如何跨越横亘在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之间的“死亡之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