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动辄轻言“某某模式”的浮躁现象的确不容忽视，其背后好大喜功的形式主义风气和心态值得深思

据报道，曾经以“曲江模式”闻名的西安曲江文化产业示范区开发团队在历经数年负债投入30多亿元的开发运营后，背负着“过度商业化”的批评，近日低调退出法门寺文化景区。有评论认为，这是以“文化+旅游+地产”为核心内涵的“曲江模式”的终结。

一项原本普通的文化旅游开发行为被上升到“模式”成败的高度而遭否定，当事者不免委屈，知情者不免唏嘘。“曲江模式”受挫，笔者无意评价是非得失，但时下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动辄轻言“某某模式”的浮躁现象的确不容忽视，其背后好大喜功的形式主义风气和心态值得深思。

所谓模式，至少应该具备三个要件：标准性、可模仿和相对特定的环境条件。“模式”应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系统，需要经过反复实践、修正、完善和坚韧探索方能完成。一项探索创新要当得起“模式”二字并非易事。

近年来，笔者曾先后参加过不少地方关于“某某模式”的研讨会。平心而论，其中大多不乏创新之处，名之为“某某探索”、“某某现象”均不为过。但当下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经济建设领域还是社会管理创新领域，少数地方和干部却有一种浓厚的“模式”情结。以医改而言，一个地区居然可以产生若干个以县命名的“模式”；一项刚刚出台不足数月的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即可自诩为“模式”；一项新型农技服务，仅通过一家企业在几个乡镇试点不足半年便大言“模式”，总结宣传并赫然以红头文件鼓动推广。

于是，本当深入完善创新探索方面的精力和财力却用在了造势推广上；一件本该理性、严肃和慎重的事情变成了忘乎所以的“广告嘉年华”。本该有可能成为真正“模式”的、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为之艰辛付出的有益探索，最终沦为名不副实的“泛模式”和“创新”。

“模式”情结不仅存在于少数地方和部门，部分媒体和学术理论研究者也是诸多“泛模式、伪模式”的重要推动力量。“模式”情结背后，是推动者和利益相关者急于事功、责任感淡漠的浮躁心态；是以往干部考核中“重显绩、轻潜绩”的导向偏差；是背弃求真务实精神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作祟。

改革需要创新，创新需要耐心；而耐心则来自尊重规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耐得住寂寞的执著精神。纵观改革开放以来那些曾经具有示范效应的成功创新实践，无不是参与者心无旁骛、衔枚疾走的呕心沥血之作。因此，一项改革探索能否成为对同行或其他地方有所启示、可堪效仿的“模式”，取决于实践效果、取决于可持续原则。就此而言，“模式”应该是创新实践过程中的社会评价和历史评价。刻意地“人造”“模式”必然是经不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