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如今，我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多位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对我国新时期外贸发展作出的统领式战略安排，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深化版。

实现从量到质提升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在区域布局上，实现了从沿海沿边开放到设立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在开放层次上，实现了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由点及面、从小到大、从量到质的递进式变化。

“贸易强国的概念不能简单理解为规模或是国际竞争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张茉楠接受采访时表示，贸易强国有其深层次的战略内涵，是一个层次丰富的战略体系设计，“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从战略高度上，从中国长远发展历史进程的站位给对外贸易发展指明了方向”。

过去10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入，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进展。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已经占到我国贸易总额的六成左右；从贸易结构看，中西部地区进出口占比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带动作用更加突出，汽车、船舶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逐步成为新的增长点。“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尤其是以数字化为载体的贸易形态发展趋势越来越迅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导外贸增量部分的主力。”张茉楠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贸易数字化转型进程。”张茉楠分析认为，线下贸易正在逐步向线上转移，不仅在消费端，同时生产端也在向线上转移。伴随供应链加速数字化转型，以及工业互联网向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迈进，无论是贸易结构、贸易模式，还是贸易业态都在不断演变，不断出现新的增长引擎。

此外，随着我国产业链不断向中上游攀升，民营企业自身的出口竞争力越来越强。2019年民营企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2021年其进出口值的占比达到了48.6%，接近一半。同时，对外开放平台如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都在贸易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贸易创新平台的积极作用。

“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提出，要注意国际国内两个背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长湧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际看，全球市场增量空间明显收窄，必须通过提高质量来赢得更多贸易发展空间和优势；从国内看，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对外贸易也要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将提高质量和效益作为核心任务，“我国对外贸易就处于一个由大到强，加快转变方式、加快优化结构、加快提高质量的关键阶段”。

增强动力补齐短板

近年来，我国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不断先行先试，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有力地促进了贸易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实现贸易由大变强，不仅要具有贸易体量、科技水平的硬实力，也要不断提升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前期很多改革开放措施主要聚焦于贸易便利化措施。关税优惠待遇、简化通关手续、降低进出口成本等更多是从为贸易降成本角度考虑。”张茉楠表示，在持续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和市场开放的基础上，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正是承接着对接更高标准经贸规则、先行先试、压力测试的战略使命，“从量到质，从浅层次到深层次开放，从要素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

“贸易强国一般都是产业强国、实体经济强国。”杨长湧分析认为，强大的制造业是贸易强国最坚实的基础。要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最根本的动力还是来自制造业，来自建设制造强国。其次，贸易强国往往也是服务强国，在制造业坚实发展的基础上，要有强大的服务业，这就直接涉及我们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问题，包括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等，这些都要有强大的服务业来推动，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此外，贸易强国也往往在贸易规则方面拥有较强影响力。对内，应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通过海南自贸港和自贸试验区的探索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对外，要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WTO进行必要改革，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演变中占据越来越主动的地位，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当前，新一轮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引领经贸规则的发展。从便利化到自由化，从“边境”规则到“边境后”规则，不仅是关税、配额、数量限制、海关监管等，还包括一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措施，知识产权保护、国企规则以及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果我们不主动推进改革，确实有被排斥在规则之外的风险。”张茉楠表示，贸易强国既看硬实力，又看软实力。贸易强国不只是贸易发展质量上的概念，更有在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应该和中国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相匹配”。

目前，我国在服务贸易发展质量上还存在着一些短板，比如传统服务贸易，如旅行、运输等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大。对此，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伟认为，新时期我国应以创新来提升国内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在服务贸易领域，应大力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稳步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同时，应充分利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好较快的优势，加快数字赋能传统产业，鼓励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创造外贸新增长点。

积极应对外需收缩

近年来，特别是疫情暴发至今，世界经济持续疲弱，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对世界经济和贸易损害明显。如何有效应对全球衰退及外需收缩的冲击，是我国外贸面临的迫切问题。

“需要通过优质优价来保持出口竞争力。”杨长湧认为，在全球经济持续不振、外需萎缩的形势下，市场需求成了最稀缺的资源。因此还是要坚持扩大进口，发挥进博会等的溢出带动效应，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同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扩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以投资带动贸易，以贸易促进投资，推动贸易投资融合发展。“下一步应该成为破解外需萎缩、破解经济全球化逆流很重要的抓手。”

同时，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我国应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郑伟表示，一方面，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RCEP域内国家为重点，加强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韧性和黏性；另一方面，利用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优势，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以数字技术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也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同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都较高，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张茉楠表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中国市场潜力的充分激发，将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

此外，要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作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坚定拥护者、推动者和践行者，新时期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展现大国担当。”郑伟分析认为，不仅要在WTO框架下推动构建公平、包容、普惠的多边贸易体系，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同时也要升级现有自由贸易协定，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订自贸协定，积极加入国际高水平自贸协定，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助力我国更好融入全球经贸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