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期从事植物病毒基础和应用研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英国学习期间，就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禾谷多黏菌传播植物病毒的直接证据，提示土传小麦花叶病毒缺失突变分子机理及其突变体不由禾谷多黏菌传播的生物学特性。

1995年，他获得英国邓迪大学植物病毒学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归国事农。他建立马铃薯Y病毒属等8个植物病毒属特异性通用快速检测技术，为占全球大约35%的植物病毒快速检测和鉴定提供了关键技术。他鉴定植物病毒63种，发现新种13种，为全面认识我国植物病毒种类提供了丰富资料。他阐明5种粮食作物重要病毒病发生规律，建立综合防治技术在国内病区的大面积应用，对病害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1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不仅继续开展植物病毒发生规律和绿色防控技术研究，还在宏观农业战略层面，为破解我国“三农”发展的短板进行探索与实践。

他叫陈剑平。一蓑烟雨，半生农门，只为金黄的大地禾谷飘香。

刻苦钻研

30年难题终被攻克

陈剑平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时，恩师唐觉教授送了他4个字“学以致用”，他秉承此志，誓用毕生所学服务于农业发展，也因此选择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工作。

当时，我国的植物病毒研究还比较落后，为做一项关于植物病毒研究的重点课题，他委托大学时的外教老师从英国剑桥大学的书店买来一本《应用植物病毒学》专著，白天上班，晚上研读。“当时没有闹钟，我就睡前喝一大杯水，半夜想上厕所时就会醒来，然后起床边学习边翻译，一直到天亮。”陈剑平说。

灯下苦读让陈剑平很快掌握了植物病毒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在科研上取得进展，引起英国洛桑试验站植物病毒学教授亚当斯博士的关注。在亚当斯教授的力邀下，陈剑平于1989年获得了去英国当访问学者的机会。

当时的留学时间是一年，但是陈剑平3个月就完成了全部科研任务。他对导师亚当斯教授说：“我想做植物病毒与禾谷多黏菌的关系研究。”

陈剑平想做的研究，从1958年到1989年的30多年间，都没有人能够做成。很多实验室在这项研究上陷入僵局，就连亚当斯教授本人也做了17年。“这个课题太难了，你还是做一些容易成功的研究工作，将来对你更有帮助。”导师说。

但是，陈剑平还是想试试。“看我坚持要做，导师就把他自己所有的研究材料、实验笔记给了我，还给了我6把制备超薄切片用的金刚钻刀，引导我一关一关地闯。但等到取得成果发表论文时，他把我的名字排在最前面，把自己排在最后面。”陈剑平至今心怀感激。

禾谷多黏菌孢子直径只有5微米，要在孢子中找到病毒，就必须把孢子切成厚度只有50纳米的超薄切片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为证实病毒的存在，在近9个月的时间里，陈剑平没日没夜地切片1万多片……长时间看电子显微镜，陈剑平的眼睛都肿了。原来视力正常的他，从那时起戴上了近视眼镜。

终于，这一科学难题被陈剑平突破了，研究成果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初战告捷，陈剑平在专业上突飞猛进。“我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摘到了苹果。比起这项成果，我觉得更大的收获是学习到了亚当斯教授的科学精神。导师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和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感动着我，让我终生受益。”陈剑平说。

赤子情怀：

义无反顾回国务农

成名后的陈剑平，得到了不少国家的邀请，但他还是坚持回国。“一个贫苦出身的人，没有天赋和背景，只是运气好，做了一些小事情，国家就这么器重，一定要回去。”陈剑平说。

那时的祖国并不富裕。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时任院长陈传群教授要跟陈剑平联系，因国际长途话费太贵，都是发传真让陈剑平打回国内。当时农科院工资每月只有100多元，但在陈剑平看来，这比英国的英镑更有价值。

“那一年我在英国，正逢北京申办奥运会失利。那个时候感到，祖国对海外游子是多么重要。”陈剑平说，这一经历也加速了他回国的步伐。

1995年冬，陈剑平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没有经费做实验，陈剑平就跑到农业部申请课题，最后得到10万元经费。他就拿着这笔钱开始了在国内的科研。

“当时国内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我心情很好，能感觉到党和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那份关心和尊重。”陈剑平说。

就这样，陈剑平带着他的团队艰苦奋斗，开展了一项项科研攻关，取得了一项项科研成果。他揭示了5种重要稻麦病毒发生规律和发病机理，建立的病害绿色防控技术在全国病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对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一大批先进的植物病原物检测技术，鉴定了数十种植物病害新病原，截获了上千批次外来入侵植物病原，维护了我国生物和生态安全；建立了500余种花卉、中药材无病毒组培快繁产业化技术，开发了25种花卉组培苗新产品，每年出口欧美市场数百万株优质花卉组培苗，推动了我国园艺植物组培苗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一晃20年过去了，国家对农业科技越来越重视，并加大了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国内科研条件已经不输发达国家。“回国后并不像当年很多人担心的那样做不了事，反而比在英国做得好。试想当年如果留在国外，我可能就是一个高级科研人员，带着两三个人干，而在国内，现在我的科研团队就有二三十人，科研条件好，工作效率高，还培养了60多名研究生。”陈剑平说。

据统计，在真菌传麦类病毒研究方面，从1996年到2005年，陈剑平及其团队发表的SCI论文数占全球的28%，在2006年到201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0%以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5项……

使命艰巨：

探索农业综合体

陈剑平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从“I”到“T”。他告诉《经济日报》记者，“I”就是“我”，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做好，再变成“T”（Team，团队），把团队带好。他本来计划一生就做好这一件事，但是一次扶贫调研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

5年前，当选院士后不久，陈剑平去浙江淳安扶贫，看到了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一个小姑娘，就跟她攀谈起来：“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小姑娘头也不抬：“山核桃成熟。”“你喜欢吃山核桃？”“我才不要吃呐，山核桃成熟，我爸妈就可以回家了。”

小姑娘的回答震撼了陈剑平的心。“全国有3.7亿农民在外务工，有6000万名留守儿童在家思念父母，我现在已经是院士了，该为一个想爸妈的孩子做些什么呢？光靠农业科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务工的困境，除植物病毒研究之外，我还要探索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短板的新路径。”陈剑平说。

陈剑平的想法得到了中国工程院的支持，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提出了“农业综合体——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载体”战略思想，用体系思维，从多元产业融合、经营主体培育、质量安全控制、科技支撑引领、互联网+流通、投资融资助推、特色农镇建设、“三农”政策创新等方面系统集成，研究解决“三农”问题的组合拳，并应邀到10余个省市作农业综合体探索实践的专题报告。

他的“三农”情怀和发展理念得到了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认同，杭州蓝城、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就是一位同道中人。近年来，他们联手进行农业综合体探索实践，在浙江奉化、嵊州、余杭等地试点建设特色农镇，计划通过10余年努力建成100个理想农镇，以此来影响、推动全国成千上万个农镇的建设。

“到那时，我国农民的生产、生活、生计会有很大程度的改观，孩子们就可以在家乡和父母一起快乐生活了。”面对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陈剑平心有憧憬、满怀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