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 伟

《更路簿》是我国南海渔民自明代以来就使用的航海手册，除了记载通往某个地区的航程和航向，还详细记录了南海诸岛、屿、礁名称及准确位置等。渔民在海上燃香一支所花费时间为一更，一更一般能行驶10海里左右；路指的是航海罗盘指向的针路，即航向。《更路簿》以口头流传方式使用多年后，开始有手抄本。起自明代，即郑和下西洋之前的15世纪初叶，《更路簿》以不同的抄本流传至今，已经存在了600多年。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从1989年开始关注和研究《更路簿》，迄今已有20多年。

“战国时期的古书《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商代国王汤叫大臣们制定‘四方献令’，伊尹便建议，‘正南……请令以珠玑、瑇瑁……为献’，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8世纪，我国南海沿岸居民就已从事南海水产资源的开发。”周伟民告诉记者，考古发现，西沙群岛甘泉岛有一处唐宋遗址，出土一批唐宋瓷器、铁锅残片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这证明至少从唐宋时期开始，我国渔民就已经在西沙群岛居住生产，早已经是南海诸岛的主人。

南海诸岛礁的命名是印证主权的铁证。在《更路簿》中，渔民给南海中136个岛礁起了“乳名”，其中东沙群岛1个，西沙群岛38个，南沙群岛97个。除了以渔家口述形式流传外，更以书面形式记载于《更路簿》的手抄本中。渔民的命名全是海南方言称谓，乡土味道浓厚。“渔民们依据自己生产、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物品形象，赋予南海岛礁富有特色的俗名。”周伟民说，《更路簿》里记载的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具有命名具体、位置确定、形象生动等特点，能反映岛礁的主要特征。

“潭门的老船长告诉我，南海北礁被称为‘干豆’，这在《更路簿》里也有记载，原因就是潭门渔民出海总要在船上带一些豆子泡发豆芽。最初的渔船经常在北礁触礁沉没，后来的渔民们经常能在这里拾获不少沉船遗留下的豆子，而且豆子经过日晒，大都已经干瘪，因此潭门渔民就将北礁称为‘干豆’。”周伟民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乳名”为国家在法定南海280多个岛礁命定“官名”时起了直接参考作用。

“《更路簿》中记载了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海诸岛、最早命名以及长期管辖的证据，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的主权是不容置疑的。”周伟民说，“现存的十几本《更路簿》已经能够充分反映，南海渔民的足迹遍布海南岛沿岸、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等海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海”。从这些线路看，西沙、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而这些作业痕迹更能作为海南渔民经营和开发南海的确凿证据。

在世世代代海南渔民的努力下，《更路簿》不断完善，使得海南渔民可以游刃有余地航行在恶浪险滩之中，通过不断开辟这条捕捞作业的“黄金海道”，让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日渐畅通起来。

“比如，潭门老船长彭正楷拥有的《更路簿》中，记载了17条西沙捕鱼线路、200多条南沙捕鱼线路、29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线、7个海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中心。”周伟民举例说。

南海是我们的“祖宗海”

今年61岁的何世轩是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文教村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靠海谋生的渔民家庭。1973年，17岁的何世轩开始尝试随同父亲出远海到西沙、南沙等海域捕鱼。1979年，何世轩当了船长，主要带领渔船在西沙、东沙航海作业。1985年开始到南沙捕鱼作业。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我的祖父和父亲在出海之前都要拿出《更路簿》和《海图》，根据风向与风速来核实即将出发的线路。”何世轩告诉记者，《更路簿》对潭门渔民来说是“命根子”。潭门渔民祖祖辈辈靠着原本或手抄本到西南、中沙等海域捕鱼。

“《更路簿》记录了航行的方向、时间、距离、途中所见岛屿、暗礁、海流变化、某片海域在各个月份的天气变化规律等内容。没有它，我们出海后就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何世轩说。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到南沙海域作业的基本上都是潭门的渔民，因为很多国家或地方的渔民没有《更路簿》这个航海法宝，不能远行。

现在，虽然何世轩出海用上了现代导航设备，但是仍然离不开《更路簿》里记载的经验。“我们每年出发去南沙，大多数选择立冬过后，乘着东北季风前往南沙，春节或清明过后再乘着西南风回到潭门港，历时大概有三四个月。”何世轩说，这些祖辈们几百年来总结下的经验非常准确，《更路簿》里都有记录。

“南沙哺育了我的祖祖辈辈还有我和我的后代，我们世代耕耘着这片蓝色的国土，南海就是我们的‘祖宗海’‘责任田’，我们代代潭门人把她视作生命一样珍惜。爱她、守她、护她！”何世轩说。

让《更路簿》在现代“活”起来

随着现代导航技术普遍用于航海，《更路簿》原有的价值大打折扣，但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路簿》的历史文化魅力愈发浓厚。

海南大学教授邹立刚认为，《更路簿》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南海的航海史、生产史、海外贸易史、生存史，揭示出我国对南海九段线内岛礁及其海域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和连续管辖的历史事实，证明我国的相关岛礁主权和海域权益。

“令人遗憾的是，仅有一部分《更路簿》保存下来，又因其为纸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沿海温湿气候和虫蛀鼠咬，很多文字也已变得模糊不清或老化破损；尤其是年代久远的更路簿，更是腐烂残化。”邹立刚说。此外，过去亲历远洋出海的渔民目前尚在世的不多，海南省荣获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路簿》传承人共有7人，但在世的仅有3人。

“近几年，渔民对《更路簿》的保护意识已有了很大进步。”海南省博物馆《更路簿》研究人员朱磊说，在琼海潭门镇，镇一级政府都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告知渔民，对他们手里保存完整或残页的《更路簿》都要加以保护，这是珍贵的史料。

朱磊曾经以解读海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为基础，通过对《更路簿》中每一条航程航线的记载，精心绘制出从海南岛潭门、大洲岛（今海南万宁）出发，与西沙诸岛之间往返的各条航线,绘图历时90余天。

“当时是从文化考古的角度出发的，更多关注的是先民耕海的路线、岛礁命名由来等。如今，《更路簿》的历史价值更为重要，她是维护我国南海海洋权益的历史佐证。”朱磊说。

除研究学者外，海南省文体厅也组织开展了对三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次普查，《更路簿》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海南省文体厅也已经开始着手对《更路簿》保护出台有关管理办法，使其在支持传承方面得到制度性保障。

随着科技的发展，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日益完善，南海渔民已经不再依赖《更路簿》出海谋生。“但是，《更路簿》不能‘死’在我们手上，我们要好好传承。”今年81岁的潭门老船长苏承芬告诉记者，他经常教育子孙，一定要保护和传承《更路簿》，造大船、闯深海，深耕“祖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