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郊区,有一座世外桃源般的“象牙塔”——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里的科学家们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实验室,他们带着实验室里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心无旁骛地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各种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上自由探索,并在研究所成立仅短短7年的时间内,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绩。用业内网友的评论来说,这是一个能在国际顶尖杂志发论文如“灌水”般轻易的“大牛”研究所。
这个于2001年筹建、2004年底运行、2005年揭牌的年轻研究所,是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科研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在我国,与北生所规模相当,获得财政经费支持相当,甚至更多的研究机构有400多个,北生所是其中高水平成果最为突出的一个。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北生所让科技投入得到了最高的使用效率和最好的投入产出比。而北生所的成功实践,也让许多科研机构来此取经,一些容易学习的制度革新,如科研设备和辅助中心的管理机制就已经被一些国内的科研院所成功复制。
经费:不让人才受困
北生所的制度有一个最大特色,经费跟着人走,而不是跟着项目走。“我们挑的是人,不是项目。”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说,被挑中的科学家有资格成立自己的实验室,并根据实验室等级,获得每年200万至300万元的实验经费,用于整个实验室的运行。“这个经费强度,基本可以满足研究需要,我们5年做一次报告即可,不必花太多时间申请项目经费。”研究员朱冰说。
与之相比,国内类似的实验室,领衔科学家往往需要申请4至5个项目才能凑足所需经费,大部分精力不能用于一线科研;且研究方向会受项目限制,不利于基础科研领域自由探索的需要。
“这个方式有点儿像霍华德•休斯医学院。”加入北生所前,曾在全球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性医学研究机构——霍华德•休斯医学院工作过的朱冰说:相同的是,二者都挑选最好的人,都认为最好的人才能做出最好的项目;不同的是,霍华德•休斯医学院不是实体,受资助人还在原来的岗位工作,而北生所把这些人集中起来。
“这种不同,使霍华德•休斯医学院挑出来的是已领导实验室做出成就的科学家,而北生所挑选的大多是国外招回,处于刚独立阶段的科学家,因为我们不可能到处去挖人家的顶梁柱。”朱冰说,这就好比霍华德•休斯医学院挑的全是绩优股,北生所挑的主要是潜力股。“挑潜力股风险比较大,神奇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成功率很高。”朱冰实验室是北生所的第18个实验室,在他之前,只有3个实验室是由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这样的资深成功科学家领衔。而如今短短几年时间,其余15个“潜力股”领导的实验室,已有11个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有影响力的顶级论文,成为“绩优股”。
能做到这么高的成功率,当然先要把人挑好。“一流的科学家,要用一流的眼光去选择。”为此,北生所聘请全球顶尖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面向全球招聘优秀人才。实验室主任完全按照国际公开招聘制度进行遴选,每次公开招聘都会临时邀请7位同领域的国际权威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避免利益冲突。委员会对候选人的理论和研究基础、实验规划等进行全方位评估。最终只有2.5%的人能接受聘用。对于这些人才的能力,所长王晓东的评价是:“在美国能拿到教职,在我们所不一定能拿到,在我们所能拿到,在美国肯定能拿到。”
水平:必须世界一流
挑人只是第一步。要激发出潜力股的“潜力”,严格要求必不可少。北生所的制度创新就在于:他们并不干涉科学家们的具体研究方向,鼓励自由探索渴求新知的风气;也不设论文篇数和杂志权重等具体指标限制,不评职称、没有编制,鼓励潜心科研心无旁骛的风气;但他们有一条严格执行的、让科研人员普遍感受到压力和动力的标准,那就是“做到世界一流水平”。
王晓东介绍,北生所没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考评,科学家每年只需向科学指导委员会进行一次学术汇报,但每5年一次考评时,所长会把该科学家(主要是实验室主任)的研究进展以匿名方式交给3至5名该领域国际同行,问他们三个问题:这个人凭过去5年的工作在你们机构能否得到提升?这个人近5年研究是否对你的科研产生影响?这个人目前的发展势头是否会成为该领域领军人物?第一个5年考评时,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个5年考评,必须三个都通过,否则将不再续聘。
目前,生命所已有多名科学家陆续通过国际同行第一次考评,一个没有通过的已自动离职。
“你必须瞄准世界一流水平,解答没有人成功解答过的课题。”朱冰说,这样的导向让研究工作变成十分刺激、充满未知的挑战,也形成了极好的学术氛围。如今,北生所的科研人员已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创新性研究成果180多篇,其中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的就有23篇。自2005年至2011年10月,北生所发表论文影响因子合计达到1300,远远超过国内同类主要科研机构。
在今年年初霍华德•休斯医学院颁发的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中,我国有7名科学家凭借各自在生物科学领域的杰出成绩获此殊荣,占获奖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而7人中有4人来自同一家科研机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成为这一奖项的独特亮点。“其实,我们的科学家平均水平很接近,跟这4名获奖科学家水平差不多的至少还有好几个。”王晓东自豪地说。
良好的学术氛围不仅有利于科学家的探索,还培养出更多后备人才。北师大与北生所联合培养的09级博士刘楠说:“这里研究的是最关键的问题,做的是最前沿的发现。导师和学生都是层层选拨出来,整体水平高。导师大部分时间泡在实验室,学生可以随时请教。这些是其他大学实验室很难做到的。”几年来,北生所已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联合培养博士、博士后100多名,许多人已在科学研究上崭露头角。
优秀的学术水平还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同行。“所里每年邀请12位海外同行来作学术报告,但实际来作报告的超过百名。”王晓东说。
服务:周到主动高效
提供高效率、全方位的服务,让科学家们心无杂念地做科研、更好地出成绩,是北生所体制创新的又一大特色。
科研设备管理制度就是如此。大型仪器统一购买、集中使用,有效避免了“闲设备”问题,显著提高了科技经费使用效率,并大大提高了仪器使用效率和实验质量。“服务和科研都要以人为本。仪器用得越多,成果就出得越多。最初我们仅建立了7个常规技术的辅助中心,现在已经建成11个,可以每天24小时为所有试验室服务,而且做得很专业。”北生所副所长智刚说。
影像中心是首批建立的辅助中心之一,可以提供普通荧光显微镜、活细胞共聚焦显微镜、光学共聚焦显微镜等多种显微镜成像服务。走进影像中心,记者看到李文辉实验室的孙银燕博士后正在用光学共聚焦显微镜观察病毒侵染巨核细胞。“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使用这里的设备,登个记就行了。”孙银燕说。
影像中心主任占成告诉记者:“影像中心是所里大部分实验室都需要用到的,中心就5个人,不可能所有实验全程跟踪;而各实验室的观察内容从动物、植物、细菌到病毒,差别很大,我们也不可能都有深入了解。所以一般是研究人员告诉我们他们要使用什么样品,观察什么现象,我们再建议他们用什么仪器,并有针对性地培训他们,等他们上手以后,我们就不用跟着了。”
在北生所,科学家能够安心搞科研还得益于科研至上、服务为先的行政管理机制。这里只有一位所长和副所长,没有处长等行政级别。行政部门人员都是合同制,一年一聘,续聘的标准就是能否为科研人员的工作、生活减少负担。“我们没有行政管理,只有行政服务,而且是主动周到的创新式服务。”智刚说。
北生所只有20多名行政人员,却能够承担起全所850人的所有杂事,大到采购设备,小到进口实验用小白鼠等,甚至连租房子等事情都会为新归国的科学家办好。
智刚说,“要让这里成为科学家最能出成绩的地方,行政服务必须创新。例如科学家回国前,可以由我们代为筹建试验室,设立账户、采购仪器、招聘人员提前进入工作。这些在国外也很难做到。有位科学家回国第二天就可以直接到实验室开始工作,半年后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而这时他留在哈佛的同学,实验室还没有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