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正在美国杜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裴钢从《科学》杂志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联合在全世界范围内遴选青年科学家小组负责人。裴钢的反应是立即行动。当年6月的公开招聘答辩会上，他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个中科院—马普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

  数年后，裴钢成为中科院院士，历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每当谈起往事，裴钢总是对当年整个招聘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称道不已。

  “与中科院合作30多年来，我们共同培养出了许多像裴钢博士这样的中国科技领军人才。”德国马普学会国际合作局亚洲事务主管史培梅说。

  在史培梅看来，与中科院的合作30年间有了内涵上的深刻变化。“在合作的最初20年里，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很多资金去培训中国科学家，那时中国可能从合作中受益更多。而现在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中科院在上海、合肥、沈阳等地方的研究所，科研水平都可以跟我们平起平坐，可以说完全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一种合作了。如2005年共建的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将帮助我们探索生命科学最具活力的前沿领域的重大问题。”

  马普学会国际合作局局长博索尔德博士则表示，与中科院的合作模式已经成为马普学会与其他国家、其他科研机构合作的一个样板。

  与德国马普学会的合作，是中科院多年来国际科技合作历程的一个缩影，其中折射出一个巨大的转变————从单方受益到合作共赢。

  60年间，中科院的国际科技合作日臻扩大、发展与深化，不但使我国科技界开阔了国际视野、提高了科研起点、增强了创新能力、提高了国际地位，更为世界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纵观中科院60年来国际合作的探索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战略思路经历了几次重要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科院基础薄弱，远不能满足新中国科技发展的需要，因此，中科院建院伊始即把国际合作交流放在重要位置，力求突破封锁，拓展国际交流的空间。1956年起，中科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交流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中科院，国际合作的重点成为加快改革步伐，扩大合作规模。国际合作的渠道迅速打开，如与美国的合作呈现活跃局面，开展了与美方政府机构、研究所、大学、企业和科学家之间的多渠道合作。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科院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日益注重实质性合作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先后建成和引进了正负电子对撞机、遥感卫星地面站等装置；中英青藏高原考察、中德联合冰川考察等项目都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1998年开始，借助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中科院国际合作进入了“快车道”，为了有效吸纳国际科技创新资源，开始了合作模式上的不懈创新。

  最为突出的创新在于，从以往简单的人员交流、项目合作，逐步发展成共建中外联合研究机构、创新团队等新的合作模式。如1997年成立的“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是我国与法国合作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层面上的基础研究联合实验室，被法方誉为中法科技合作的典范。

  与著名跨国公司的合作也开始向战略层面迈进。2002年，依托大连化学物理所，中科院与BP国际有限公司共建了亚洲第一个BP研究中心，计划在清洁能源领域开展为期10年的合作研究。2009年，双方又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框架计划，旨在共同探索产业化、商业化合作的前景。

  在坚持“引进来”同时，中科院还积极探索“走出去”的国际合作新途径。2007年，依托自动化所，中科院和新加坡媒体发展局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新加坡数字媒体研究院”。这是中科院所属研究所在海外的第一个分支机构，标志着中科院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

  近年来，中科院人的身影出现在越来越多的重大国际科学计划中。2000年，中科院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人类基因组1％的测序任务，使我国成为参与该计划的惟一发展中国家，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国际地位和竞争能力大大提高。

  如今，中科院已建立了一批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了稳定、良好的国际合作交流局面。国际合作交流量从1998年的1万人次扩大到2008年的近3万人次；截至2008年，中科院与国外签订了191个长期稳定的院级合作协议，签订所级交流协议654个，院属单位与国外共建联合研究机构92个。

  当今世界，科技研发的国际化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重要发展阶段。中科院也在加紧调整战略布局，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以期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地位的跃升、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更大力量。

  上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利用广泛的国际合作渠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建成国际上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之一。图为科研人员在为主漂移室拉丝。

  （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