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十五五”规划建议），对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未来5年，中国经济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新机遇？将为人们带来哪些新期待？本期“对话经济学家”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尹艳林进行深入阐释。

抢抓机遇提振发展信心

记者：通读“十五五”规划建议，您认为这份重磅文件中的“机遇含量”如何？体现在哪些方面？

尹艳林：“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总体来讲，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未来5年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还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被置于首位，并提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我们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把精力实实在在放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非常多。“十五五”规划建议部署了各项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重点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每个任务部署都有新的亮点。特别是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完全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产业体系建设方面，具体提及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行业领域。可以说，这些行业领域发展都充满机遇。

当然，“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信心，用好发展机遇、潜力和优势，积极破解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就能够化挑战为机遇，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记者：“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您看来，这意味着什么？

尹艳林：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性指标。这要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适当速度。对于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目前国际社会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我国在2020年提出要实现这个目标时，当年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如果按照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2020年不变价）的远景目标倒算，考虑总人口减少因素，2025年至2035年十年GDP大概需要年均增长4.17%。从目前我国经济潜力来看，这个目标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我理解，未来十年GDP年均增长4.17%是最低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有潜力实现比这个更高的速度。“十五五”期间我国GDP增速应该在5%左右。从目前情况来看，潜在经济增速应该高于5%，再考虑到2%左右的合理通货膨胀率，名义经济增速将达到7%左右。

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特别是，我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2020年的第14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10位，这充分说明我国科技发展速度快、潜力大。用足用好这些优势，不断化优势为胜势、变潜力为实力，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力量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进。

充实“钱袋子”释放消费潜力

记者：“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十五五”时期，老百姓的“钱袋子”将迎来哪些新变化？

尹艳林：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就是要增加老百姓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在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占大头，是收入增长的重点发力方向。“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强调“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突出了通过创新增收的导向。这些重要部署将推动居民收入分配更加合理。

近年来，一直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目前看，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占比并不高，增长也较慢。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地方投，资金供求关系失衡，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随着我国经济稳定运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市场预期会改善，投资理财也会出现新变化，居民财产性收入将会有所增长，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也会增加。

有一些观点认为，家庭有70%左右财富集中在房地产上，应逐步引导居民部门财富更多地配置于金融资产，特别是证券化金融资产。对于这种观点，我认为还要稳妥考量。住房是老百姓财产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但其首要功能是居住，老百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会改善住房条件。当然如果有人把住房用于投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从当前老百姓的投资意识和投资水平看，把财富一下子转移到股票市场存在一定的风险。随着经济稳中向好、资本市场提振，会有更多的人增加在资本市场的资产配置，这种情况也是合理的。

记者：“十五五”规划建议围绕大力提振消费作出系统部署。对此，一些网友提出疑问：那为什么不能通过“全民发钱”的方式提振消费呢？

尹艳林：网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要理性分析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要看到，我国国情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直接“全民发钱”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对我国而言，采取消费补贴、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等政策举措可能更直接、更有效。“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包括前面提到的“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些部署都有很强的民生导向，都将有助于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记者：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背景下，有企业担忧订单量受影响，也有消费者担心商品价格上涨。这些担忧是否有必要？

尹艳林：从行业角度看，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相关行业价格可能会回稳一些。但是如果想通过这一举措来解决价格走低或者供需失衡问题并不现实。价格走低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增加需求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不是减少供给。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价格数据出现积极变化，特别是工业品价格出现积极变化，有人把这些变化和“反内卷”直接挂钩，认为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效果，我认为对此要进行深入分析。

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当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是不一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因为供给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导致相关行业价格下跌。现在，面临的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尽管不排除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但是总体来看根本问题是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产能利用率降低，就会造成价格“内卷”。因此中央明确将“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本质上是要提高产能利用率。

担心“反内卷”导致价格上涨，反映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的差异。从消费者个人角度来讲，价格似乎是越低越好。但我们要认识到，消费者也存在着“双重身份”，既是消费者也是劳动者，其收入取决于商品卖出的价格。站在劳动者的角度看，价格并不是越低越好。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来看，经济发展要形成从生产到分配到流通再到消费各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实现供求关系平衡、供需良性互动。我们不能简单用微观视角来看待宏观问题，否则容易产生偏差。

“投资于人”就是布局未来

记者：“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有网友问：那未来“人”是否会变得更“值钱”？

尹艳林：未来“人”变得更“值钱”是老百姓的一种形象说法。我们要全面理解“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重要表述。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关键在于“紧密结合”。从部门职责划分来看，财政部门要增加民生支出，加大与人有关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发改部门的投资安排不是直接把钱给到人，而是投资于物，要形成实物工作量。如何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十五五”规划建议特别提出，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这一表述明确了要增加政府投资中和民生有关的投资，也就是投资要和“人”直接相关。

和“人”直接相关，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重要切入点。推进新型城镇化，支持农民进城落户，需要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这个过程就需要大量的投资，这些投资是和“人”有关的。当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约18个百分点，填补这一缺口相当于新增约2.5亿个城镇消费主体，市场规模相当可观。这也是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促进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因此，“十五五”规划建议在“扩大有效投资”的任务部署中，提出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政府的“投资”跟着“人”走，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人”更“值钱”了，是自身带着“投资”（钱）的流动要素。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人经济”？

尹艳林：“中国人经济”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企业“走出去”创造的收入是国民财富，体现在国民总收入（GNI）中，而不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新形势下，我们在关注GDP的同时也要重视GNI，不仅要做大做强中国经济，也要做大做强“中国人经济”。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做大做强“中国人经济”，要支持企业出海，从简单的“走出去”向更深层次“走进去”转变，提升全球资源要素配置能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让资本市场增韧性显活力

记者：最新数据显示，A股投资者总数已接近2.5亿。如何更好地通过股市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从而进一步提振消费？

尹艳林：稳定股市，肯定是有利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尤其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至于股市的财富效应，到底有多少能转化为消费或者投资，关键在于转化过程。国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消费理论，是说居民消费行为不取决于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持久收入。增加持久收入本质上就是要增强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收入增长以后，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会相应提高。就发展资本市场而言，要增强其内在稳定性。只有资本市场的投资收益稳定，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才会更加稳定。

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离不开长期资金的注入。当前，国家鼓励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参与创业投资，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科技创新需要长期资金来源，除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外，也需要社会资金投入，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这样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新质生产力发展了，经济也发展了，老百姓的投资收益也提高了。同时要认识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是对等的，承担一定的风险才会有相应的收益。如果投资者看到经济发展前景可观，愿意承担适度风险并相信能获得合理回报，那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将是一个积极信号。

记者：如何防止“伪创新”企业“炒概念”“蹭热点”、套利离场？

尹艳林：科技创新需要金融支持，但是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做到精准识别什么是科技创新、什么是“硬科技”存在一定的难度。当前，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针对资本市场上借AI“蹭热点”融资的问题，相关部门作出了相应部署，要求科学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高效识别违法违规线索和风险隐患。如果有个别“妖股”出现，炒作题材赚完钱就走，容易造成急涨急跌，这种风险是需要防范的。有关部门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此类风险。

避免题材炒作、企业套利离场等现象，关键还要靠监管改革。未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需要建立健全相关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使其朝着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记者：“十五五”时期，我国如何培育更多高质量上市公司，特别是拥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

尹艳林：国际上一些知名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让市场看到了科技产业的广阔前景，这也为我国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发。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我国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关键时期，需要在世界范围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来参与全球竞争。在超大规模市场红利的带动下和政策大力支持下，我国完全有可能通过市场竞争培育出比较有规模、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要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好的投融资环境，增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并推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同时，这些科技领军企业、高质量上市公司能够在资本市场起到引领作用，会吸引一批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从而形成“科技企业成长—资本市场发展”相互促进的良好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