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总是让我们面临道德上的艰难抉择，它要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对与错、善与恶、利他与利己之间作出抉择。

我们是否愿意帮助他人，是否愿意为需要的人捐款，是否愿意从我做起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尽一份力，利己与利他总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相互较量。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坚信自己是正直的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人曾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作出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的决定”。

德国行为经济学家阿明·福尔克在《人性的博弈》中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剖析了人性中的理性与情感、自私与无私等问题，并通过大量案例展示了人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博弈过程。

比如，在涉及道德困境时，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一个著名的实验是“电车难题”，这是哲学家菲利帕·福特在1967年做的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一辆电车失去了控制，即将碾过前方轨道上的5个人。人们有机会将电车转向旁边的轨道，但旁边那条轨道上也有1个人。如果你不幸是那个必须作出选择的人，你会纠结吗？你会怎样决策？

研究人员还对这个实验做了衍化：假设你需要作出的决定不是是否让电车转向另一条轨道，而是是否将一个人从桥上推下去以逼停列车，救下其他人，你又会如何选择？

实验结果显示，在经典实验中，大多数人选择让车改道；在衍化实验中，大多数人不会选择推人下桥。研究者将这种差异归因于情绪：一想到要主动把人推下桥，人们就会自动产生厌恶的情绪反应，并将该行为归为道德错误；而在“只”让火车改道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反应则没那么明显。

情绪和情感在人们的行为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焦躁不安、疲惫不堪或悲伤抑郁时，我们的行为很可能与情绪平和、心情舒畅时不同。同时，由于做好事会提升自我认同水平，并由此产生幸福感，部分抵消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因而从理论上说，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倾向于做好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

在现代社会，人们需要自己单独作决定的情形很少，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要在群体或团队中与他人共同决策。不过研究却发现，人们在群体决策时的表现并不稳定。

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动机尤为重要，那就是行为人是不是“关键人物”，也即他或她的决策是否能对事情的进展起决定性作用。假设有人需要帮助，而“我”或“我所在的团体”是唯一能为他提供帮助的，那么“我”或“我所在的团体”就会倾向于积极决策。假如已经有另一群人在提供帮助，“我”的帮助只能算是锦上添花，那么“我”的积极性就会下降。导致不同心态的核心就在于对“关键人物”的判断：当“我”是那个“关键人物”，“我”更倾向于主动承担责任；当“我”不是那个“关键人物”，“我”承担责任的意愿就会下降。

这个研究成果深刻影响了今天的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如果一个组织想要确保取得对社会负责的效果，就应该将责任赋予每个个体。”阿明·福尔克认为，“每个人都必须知道，一切由他自己做主。他不能隐藏在别人的决定之后，而是要意识到自己举足轻重，相信自己是决定事件的‘关键人物’。”因此，是社会中许多工作往往以分工为基础，由此激发出员工更强的责任意识、更充足的工作动力。

“关键人物”同样也是理解“不合理的市场经济行为”的一个视角。在市场中，个人很难成为“关键人物”，因此很多人对此多少显得有些冷漠。如果有消费者购买了廉价但是以不符合动物福利标准的方式生产的猪颈肉，他可能会良心不安。但他可以对自己说：“就算我不买，也会有别的人来买。”……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同一个强大且令人信服的论点：“如果不是我，那就是别人。”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不得不承认，每当选择出现，人性的弱点总会露出头来，刷一下“存在感”。每个人都面临着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挑战，每当此时，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正确与错误、成本与收益就会在内心深处捉对厮杀，而自我认知、情绪和情感等也会时不时地参战。

这就是《人性的博弈》希望告诉读者的内容。纠结很正常，摇摆也很正常，正因为人性不够完美，才更需要研究者不断挖掘剖析，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自身的局限，进而提供改变策略，构建一个更能激发个体“亲社会行为”的社会环境。

善与恶是道德判断，但不止于道德判断。让社会更美好，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愿望层面。了解人类的内心，进而改变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为经济学的终极目标或许是激发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