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名西方经济学爱好者，你一定被这些名词困扰过：古典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学派、新古典主义学派、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奥地利学派……弄清楚它们的定义就够复杂了，更不用说彼此间的观点还经常“打架”。

千万别急，不止你觉得乱，经济学家们自己也乱。感觉到乱，恰恰证明，开始摸着门了。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假设我们能跨越时空的阻隔，给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家拉到一个群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建群第一天。

作为“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应该是最有资格充当讨论发起人的。他最有名的比喻是“看不见的手”，所以，我们假设这就是第一天的议题。

亚当·斯密：“每个人都试图用他的资本，生产能使其得到最大价值的产品。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成另一个目标，虽然这个目标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效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的效果更大。”

打个比方说，面包店的老板是为了让你吃上可口的早餐，才天不亮就起床，吭哧吭哧地烤出好吃的面包吗？不是。他的目的是赚到你兜里的钱，然后去买他最爱吃的牛排。但无论面包店老板的动机是什么，重要的是，他客观上帮助你省下了做早饭的时间，让你有更多精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秉承着这样的理念生活，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增加——这就是著名的“为己利他”假设。

此时，艾伯特·塔克开腔了。他压根不同意亚当·斯密的观点。为此，他举了一个反例——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典型的“非零和博弈”假说，讲的是个人的最佳选择并非团体的最佳选择；或者说，在一个群体中，个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假设，A和B因为共谋犯罪被抓，并被单独审讯。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由于证据不足，二人只需各自坐1年牢；若一人揭发、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拒不合作入狱10年；若互相揭发，二人均会因证据确凿被判刑8年。

此时，囚徒应该怎么做？显然，“都不坦白”是最优策略，因为两人都判得最轻。

但是，“都不坦白”风险太大：如果有人背叛了呢？此时，另一个人有两个选择，如果也选择背叛，则两人都获刑8年，如果选择“死扛”，则获刑10年。换句话说，基于利己主义，“都坦白”才是理性的选择。但这样一来，个体追求私利的行为只会导致“集体利益”受损。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这种行为叫作“纳什均衡仅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

正当两人针锋相对，丹尼尔·卡尼曼站了出来：等等，谁说人都是理性的？你们知道什么是行为经济学吗？让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人经常是不理性的。

卡尼曼根据心理学研究成果提出，人脑分为两套截然不同的运作系统，一套凭直觉行事，另一套基于反思行事。大多数情况下，反思系统都很懒惰，非必要不启动，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跟着感觉走”的。基于这个前提，囚徒们很可能根本不会在脑海中仔细计算，哪种选择对自己最有利。他们会跳过问题本身，直接将其转换为另一个问题，对方值得相信吗？

最终，丹尼尔·卡尼曼总结道：能不能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根本不是你们这些“黑板上的经济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行为经济学的天下。

……

一夜无话。

建群第二天。

经历了头一天的不欢而散后，亚当·斯密决定换个话题，讨论一下自己最得意的理论之一——劳动价值论。

亚当·斯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根据他的看法，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生产物，并且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必须是劳动的生产物，不是劳动生产物就一定不是商品；必须用于交换，不用作交换的劳动生产物也不能够成为商品。比如，屠户宰杀牲畜，得到了肉，此时的肉只是劳动生产物，不是商品。如果他拿肉去换了隔壁面包店里的面包，肉就表现出了交换价值，变成了商品。由于每个人的大部分欲望都必须通过交换自己多余的劳动生产物来满足，所以，每个劳动者都是商人，而社会本身即商业社会。

作为亚当·斯密衣钵的继承者，大卫·李嘉图干脆地点了个赞。

率先作出补充的是弗里德里克·巴师夏。他大体同意亚当·斯密的观点，但他更加强调人的本性。在他看来，“交换的一般性质是缩小与满足之比”。只要交换所节省的努力大于它所要求的努力，交换就会无限扩张下去。因此，他一方面把人的各种具体活动视作价值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价值是主观的，是人在相互比较各自提供的劳务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比例。

在发言结尾，弗里德里克·巴师夏又强调了一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

此时，罗纳德·哈里·科斯叹了口气：都没人考虑一下生产力水平吗？

比如，有人发明了钢笔生产线，能够用流水线制造钢笔，钢笔的生产成本必然大大降低。假如价格保持不变，钢笔就会一下子变成暴利行业。此时，大量企业家会疯狂涌入这一行，分享暴利。新进入的企业家如何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只有降低价格。于是，钢笔价格下降，直至钢笔利润回到均衡状态。因此，他的观点是，成本决定价格。

之后，科斯又不可避免地提到了自己最出名的理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时的成本”，包括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本，如信息获取与处理、协商与决策、执行与监督等环节耗费的时间、金钱、精力。显然，在真实的世界中，交易成本无处不在。他表示，这种情况将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低效以及市场的不完全性。

终于，已经“围观”良久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听到了自己最想听的那个词——市场的不完全性。因为这恰恰就是他的观点：自由市场本身就存在逻辑漏洞。凯恩斯强调需求管理的重要性，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市场自身无法快速自我纠正，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可能会陷入长期的萧条，因此政府应通过增加支出和调整利率来刺激经济。

保罗·塞缪尔森立刻表示支持。他进一步阐述道，政府应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以避免经济过热或衰退。同时，他还支持社会福利政策，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行之有效的手段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凯恩斯和塞缪尔森的一唱一和引起了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不满。哈耶克非常看重个人自由与市场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价格系统是一个信息传递机制，能有效地协调个体行为，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而政府的干预会破坏信号的有效性。

此时，罗伯特·卢卡斯也表达了赞同：市场的信号作用的确有滞后性，但长期来看还是有效的。

凯恩斯：“长期看，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世界，没有一个观点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解释力。所有的观点，理论上都可以被驳倒，至少也能举出反例。

这可能也是西方经济学明明包含那么多曲线、函数、模型，依然被划归为人文学科的原因所在。它虽然需要数理思维，却不止于数理思维。在数理思维的世界里，1就是1，2就是2，1+2就等于3，如果你不同意，就得证明出来。但在人文学科的世界里，1还是1，2还是2，但1+2不一定等于3，靠逻辑演绎，很难得出不容置疑的结论。你要欣赏它们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又要容忍这些不相容甚至完全相反的推论同时存在于脑海中，真可谓痛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