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会对自己专精的领域痴迷地投入，而且越成功的人“病”得越严重？

为什么有些人时而大手大脚，时而吝啬得要命？

为什么印度人爱吃香料味很重的菜？

人们总认为自己很理性，这也是传统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然而，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很多行为其实都是非理性的——这不禁让人怀疑博弈论在现实世界中的可信度。

我们应如何去理解人类行为？在理性与非理性这两个极点之间，又是否存在中间地带？

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员摩西·霍夫曼和埃雷兹·约耶里试图解开这个谜题，他们把介于“理性的古典经济学”与“非理性的行为经济学”之间的地带称为“隐藏的博弈”。在以其命名的书中，霍夫曼和约耶里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被情绪、喜好驱使着去行动，其实驱使我们的，是在漫长的人类演化过程中，早已‘种植’在我们基因里的那些隐藏的博弈策略。比如，我们说话时会拐弯抹角，会愿意帮助陌生人，甚至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发生。”

博弈论的思想雏形可追溯至古代。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拉凯斯篇》和《会饮篇》中就描述过相关内容。1663年出版的意大利博学家吉罗拉莫·卡尔达诺的《关于机会的游戏》中也提出了关于博弈论的一些基本理念。1944年，匈牙利犹太裔美籍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冯·诺依曼和德裔美籍经济学家奥斯卡·莫根施特恩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标志着博弈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

博弈论看似高深，其实并不难理解。简单来看，它涉及“三个部分”和“两个假设”。“三个部分”分别为参与者、参与者的行动以及行动带来的收益。“两个假设”中的第一个是“收益取决于所有参与者而非某一名参与者选择的行动”，第二个是“参与者都是以最优方式选择行动的”。而博弈论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各方动机相互交织的情况。

霍夫曼和约耶里在这本书中主要从生物演化和文化演进角度，解释了最优策略是如何实现的。

从文化演进角度看，无论是信仰、知识、习俗、技能、态度、语言等，所有这些变化都与生物演化“在关键方面具有相似性”。不过，相较于生物演化，文化演化明显“隐藏”得更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地区的人喜欢辣味食物或习惯于对食物进行“碱化”处理，因为人的口味大部分不是生物学层面上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

现实生活中，“隐藏的博弈”普遍存在，且形式多样。比如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的“炫富”行为就是其中之一。当然，有钱并不是人们唯一喜欢炫耀的，有知识、有教养乃至有腹肌，都可能被人拿出来炫耀。

霍夫曼和约耶里认为，从博弈论的视角看，炫耀的本质是炫耀者发出了一个“我很强”的信号。这种信号成本高昂。因此，炫耀的东西一定是“奢侈”的，但这种奢侈不一定要用金钱衡量。

高成本信号理论源于以色列演化生物学家阿莫茨·扎哈维于1975年提出的“累赘原理”，后经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学教授艾伦·格拉芬完善。根据该理论，高成本赋予了信号更加诚实可靠的特性，因为伪造的成本过高。比如，有些人放着物美价廉的商品不要，坚决购买奢侈品，这是一种高成本信号，即通过展示财富来增加自己的魅力。比如，有些人明明已经加班加到“累成狗”，仍会选择在第二天清晨早起1个小时悉心梳妆打扮，这同样是一种高成本信号，目的是展示自己的从容。

总体来看，人们的审美、口味、偏好不断变化背后的逻辑，经常与高成本信号有关。

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甜食。

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初期的食谱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各个阶层的欧洲人都是糖的重度爱好者。早年间，欧洲的糖依赖进口，价格昂贵，只有商人和贵族才有能力经常享用。于是，甜食就变成了一种高成本信号。因为直接宣称“我有钱”实在是太“掉价”了，貌似不经意地分享一块甜到发腻的甜点，并冠之以“我喜欢”的理由，这样就显然优雅得多。

后来，随着欧洲与印度贸易的发展，糖价大幅下跌，当所有家庭都吃得起糖后，原本的高成本信号“坠入凡尘”，也不再具有意义。所以，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又流行起了一种新的烹饪风格，即保留食材的原味，简化调味。这其实也是一种发送高成本信号的行为，只不过信号换了。

现实中，我们还会经常看到另一种现象，就是“低调”。例如，我们身边共事已久的同事毕业于名校或者出身于富裕家庭，但自己从来不到处说。事实上，隐藏也是一种高成本信号。不炫耀的本质是释放另一种信号，自己除了名校身份或财富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优点，“我不需要用这些优越条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不追求与看重这些条件的人进行肤浅的互动”。在霍夫曼和约耶里看来，低调、谦逊这些“不炫耀”的行为，恰恰是“最贵的炫耀”。

高成本信号仅仅是《隐藏的博弈》中的一个小议题，但从这个议题中我们能够大致了解到，如何从博弈论视角理解自身和他人的行为。理清自己的决策过程和他人的行为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看懂这个世界，也有助于过好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