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4年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其中一项重点任务就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历经了从理念到实践、从政策到战略，逐渐探索、深化认识和把握规律的过程。实践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是维护国家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举措，能为我国协同发挥巨大人口规模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供有力支撑，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战略导向清晰，体制机制逐步完善，但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比较突出，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优化调整相关政策举措，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扎实推动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逐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一是有利于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强化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不断为各地区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创造条件。二是有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要求打破地区分割，实现要素和商品自由充分流动，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三是有利于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能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发展目标。四是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能够明显改善人地关系，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不断增强，地区比较优势发挥更加充分，绿色低碳协同发展成果显著。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持续完善，在落实区域重大战略方面推出一批新举措，实施一批重大项目。重要功能区关键作用更加明显，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接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发挥了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尚需要持续努力，有利于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有待形成。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南北方地区发展差距呈扩大态势，一些地方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比较突出。二是部分地区发展压力增大。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面临较多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要素吸引力较弱，人才等优质要素资源外流现象比较突出；一些特殊类型地区发展面临困难，特别是部分资源枯竭或产业衰退地区的结构调整难度较大，转型压力明显。三是人口分布不均衡与土地空间约束带来新的挑战。一些人口大量外流的地区经济发展承受压力，而经济活跃地区仍是大量外来人口流入之地，其竞争优势更加突出。同时，日趋增强的土地空间约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发展形成较强的抑制和倒逼效应。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影响我国各地区要素禀赋和产业优势，影响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进而影响区域经济格局。

当前，各地区要因地制宜探索发展路径，持续增强区域高质量发展动力，实现区域发展整体水平较大提升且差距明显缩小。下一步，应立足实际，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在深入推动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上取得积极进展。

第一，精准施策缓解区域分化态势。要通过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发展来带动后发地区，帮助后者形成内生动力，促进各地区实现更为充分、更高层次、相对均衡的发展。要立足不同地区发展实际，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区域政策与财政、货币等政策有效协调配合，在显著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等方面取得实效。

第二，提高资源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各类资源要素在区域间充分顺畅流动，是推动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要着力破除影响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途径提高资源要素集约利用水平。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对改革紧迫性、系统性、长期性的认识，把改革实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力。

第三，因地制宜强化比较优势。人口大省可抓住人口资源优势，以场景创新为突破口，大力开发基于不同需求的新场景，吸引头部企业布局，带动主题场景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能源大省可利用低成本能源优势建设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把能源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算力优势和产业优势，培育发展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新业态。产业强省可推动新兴技术改造升级优势产业，加大对未来产业战略布局，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第四，针对性解决不同区域发展难题。东北地区可聚焦中心城市推动综合改革试点，围绕科技创新、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对外开放、行政管理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改革。中西部地区可聚焦结构调整，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吸引东部省份到中西部设立飞地园区，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短板。特殊类型地区需坚持分类引导，在新技术条件下重塑区域比较优势，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场景优势、数据优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动能。

此外，还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更加有效的部际会商协调机制，根据国家战略需要设计“区域政策篮子”，把产业、财税、金融等各类型政策中具有实操价值的“政策工具”放入这个“篮子”。进一步推动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开展阶段效果评估，优化调整政策供给。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