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消费是扩大消费的新引擎。《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强调要“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并对“积极发展服务消费”作出一系列部署。不久前，《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出台，提出了“扩大服务消费”的相关具体政策措施。在新形势下，我国服务消费呈现出消费供给数字化、消费需求品质化、消费主体年轻化的发展趋势。为此，我们要遵循服务消费的梯度性特征，以扩容、提质、增效为目标，进一步扩大服务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牵引和拉动作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服务消费是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力量。伴随居民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我国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居民消费服务化趋势加快发展，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其一，服务消费是稳定社会就业的源头活水。服务业具有大量传统用工特征，有利于稳定就业和增加收入。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活服务消费越活跃，通过生活性服务业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越多，相应的就业收入就更加持续稳定。其二，服务消费是带动实物消费的有效途径。服务消费是最具“烟火气”的线下生活场景的综合，能够刺激和带动大量相关的交易活动。以餐饮、出行、住宿、旅游、购物、文娱、体育等为代表的丰富的服务消费场景，既能呈现链条式的相互触发关系，又能发挥集群式的关联带动效应，从而激发高频的、刚需的实物消费需求。其三，服务消费是促进服务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随着消费者对服务品质的需求日益提高，服务消费领域正在从满足基本需求向满足高端需求加快转变。更多精细化、个性化、特色化的服务供给不断萌生。消费结构升级倒逼供给端改革创新，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提升产品服务质量，进而推动产业升级。

加快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增效，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也将为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今后一个时期，要在供给、需求和制度层面发力，鼓励服务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助力消费结构升级。

第一，扩大服务消费要激发需求潜力，持续扩容增能。一方面，要关注多样化消费需求，培育新兴消费增长点。我国服务消费发展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交汇，服务消费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群体的特质。我国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其中4.6亿的中等收入群体偏爱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消费；以Z世代为代表的年轻消费群体喜欢个性化、社交化的消费；老龄人口对医疗保健、养老服务存在大量的消费需求。伴随着新一代服务消费群体的崛起，我国生活服务消费必然要向多样化、多层次、多场景等方向发展，不断提升消费能级，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快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拓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服务消费的线上线下融合，贯穿了消费前、消费中和消费后全流程，涌现了直播带货等众多消费新模式。利用虚拟现实和互联网等技术有助于增强消费者临场感，增强消费欲望。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线下延伸拓展，加快传统线下业态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升级，发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有利于满足“长尾客户”需求。要积极培育创新型服务消费新业态，打造定制化、多元化的服务消费模式，努力拓展消费新增长点。

第二，扩大服务消费要加快服务业开放，不断提质升级。要按照“非禁即准”原则，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凡是法律、行政法规未明令禁止进入的服务业领域，逐步向社会资本开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发展服务业。要以服务业市场的开放有效适应服务消费需求升级趋势，鼓励满足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的新业态发展。从国际经验看，拥有强大创新力和集聚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仅可以领跑消费市场，还可以集聚全球消费资源，推动消费创新，引领和带动周边城市，为实现高品质服务消费提供新动能。要加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体育、娱乐等服务消费载体，树立服务消费新标杆。要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示范引领作用，辐射并影响带动周边区域服务业发展，引领服务消费提质升级。

第三，扩大服务消费要坚持数字赋能，推动转型增效。一方面，要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行业降本增效。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交易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有助于提升服务消费供给效率。要加快实体企业的数字化改造，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运用推广，使得生产、销售、配送和服务等环节实现数字化升级，不断促进数字技术为企业赋能，提高服务消费行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标准化建设，提高行业供给效率。服务标准化的推进能有效解决消费者搜寻、决策等环节的信息不透明、不对称问题，降低服务供给过程的交易成本。与实物商品消费相比，服务消费质量和体验很难在消费前预知和衡量。基于服务消费的“后验属性”突出，加快构建和完善标准化体系、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至关重要。要根据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客观要求，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建设，从而更好强化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服务供给水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