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作为超大城市，上海提出要加快建设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一个生态和谐的城市必然是一个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城市，《条例》的出台，势必将助力上海生态之城建设。但生态之城建设仅靠出台立法还远远不够，立法只是第一步。

针对野生动物保护出台立法并不新鲜，如何让这些立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收到实效才是关键。前一段时间，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的“大学生掏鸟案”的当事人服刑8年多后出狱，与当初判决结果公布时一样，刑罚是否过重依旧是大家热议的焦点之一。事件热议的背后，恰恰体现了公众平时对野生动物保护关注不够，对当时法律规定猎捕隼类野生动物10只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几乎一无所知，由此可见，加强普法教育迫在眉睫。

市民首先应知道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包括哪些，我国野生动物种类繁多且许多并不常见，一般人并不熟悉，难以预判行为后果。例如，中华蛩蠊长约10毫米，从外观看与普通双尾昆虫一样，但却是国家重点保护的一级濒危野生动物，猎捕或踩死都可能领刑。还有的野生动物与家养宠物外观相似，可能会不小心误养。此前，云南普洱就有村民捡到两只豹猫幼崽，以为是家猫于是抱回家养，后经邻居提醒为豹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村民才将两只豹猫幼崽交给了警方。公众如果明白“大学生掏鸟案”所掏到的燕隼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可能就不会引起哗然一片。

本领域普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野生动物违法犯罪和盗窃犯罪等不同，后者即使是法盲也知道做不得，而哪些野生动物被保护仅凭伦理感觉是无法判断的，必须查阅行政法规，因而普法具有特殊意义。例如，捕捉麻雀、青蛙是否违法犯罪就不能一概而论，虽然麻雀过去属于“四害”而被大量捕杀，但随着政策调整麻雀变成“三有”保护动物，河南新密、浙江温州都有人因为捕麻雀被追究刑事责任。再如，在一般人观念中，捕蛙好像不是犯罪，但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却包含了虎纹蛙等十余种蛙，《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将91种亚洲角蛙科、树蛙科的蛙类纳入法律保护范围，江苏常州、浙江嘉兴都发生过因捕蛙被起诉或判刑的案例。

不但如此，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分散，不加强普法会使市民产生法律认识错误。通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只能查到缅甸陆龟、凹甲陆龟、四爪陆龟等30多种禁止购买、出售的乌龟。但是，市民即使购买了上述乌龟之外的其他乌龟依然可能构成犯罪，例如苏卡达陆龟虽在前述名录之外但却属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濒危（EN）等级。《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规定了大约70种受保护的乌龟，如果不小心购买到其中一种乌龟都可能锒铛入狱。

让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家喻户晓的意义还在于，当市民遭遇野生动物袭击时，知道在如何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保护好自身，面对突然到访家中的“不速之客”该如何应对，既不伤害野生动物又能依法紧急避险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这些知识都需要通过普法来获取。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立法并不等于建设生态之城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法律要发挥效能，离不开主体对法律的认知、遵守与正确适用，离不开公民法律素养的提升，其中，普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