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话剧想要独树一帜，只要代入中国情感，围绕中国故事坚定反映中国文化内涵，用现代化思路语境去表达对当下的观察与思考即可。

话剧属于舶来品，来源于西方戏剧形式。传入中国后，经过上百年融合改造，它已经转变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剧种。

随着时间推移，各时期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国诞生多部原创话剧剧作，影响深远。究其因由，在于其与中国传统戏曲相互融合，用西方话剧的直白形式委婉传递着传统文化的美，话剧变得既写实又写意。我国话剧也承担着展现国家社会百态、描摹人民大众生活、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那么，当代话剧是如何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呢？

重在传达精神寓意

相较于电影、电视剧，话剧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差异性特征何在？

慈文传媒集团副总裁赵斌认为，话剧更多地体现于故事本身要表达的精神寓意。其可转化的形式更单一，“而影视作品基于台词与演员表演外，还可以通过镜头拍摄、后期剪辑等方式，向观众呈现富含传统文化元素的场景等细节，再结合故事精神，多样地综合呈现传统文化。”赵斌说，话剧主要叙述手段是演员无伴奏的对白或独白，内容以展现台词与演员表演为主，场景为辅，“每句台词含金量要求极高，观众的信息接收大部分来自于台词及表演”。

话剧《暗恋桃花源》以中国古典意象“桃花源”为能指，内容则以俗套的生死剧、桃色剧为所指，用开放的结构、交叉的叙事，深刻讨论了婚姻与爱恋、理想和现实等一系列严肃主题。“这会留给观众‘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怅惘与深思。话剧‘桃花源’与‘桃花源’意象的强烈互文关系，让现实的俗套雅化为话剧艺术，实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意性和现代性转化。”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王青亦说，这一剧目也体现出话剧现场感强烈的特色，突出了参与感，彰显出现实性和多元化。

影视戏剧学博士、编剧许健则认为，跟影视剧相比，话剧对传统元素的运用主要还停留于艺术探索阶段。“这跟戏剧门类分野有关。一般认为，传统或历史题材并非话剧强项，也未在话剧领域形成完整的表演程式和体系。话剧更适宜于西方和现代题材。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戏剧艺术家正做着这方面探索。”许健说。

突出多层面文化转化

近年来，话剧艺术界在传统文化转化方面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苗驰，前段时间出演了北京人艺经典原创剧目《古玩》。在他眼中，《古玩》这个剧目，就是将传统文化元素与话剧融合的典型。“首先，《古玩》的故事是围绕1902年到1938年间清末民初的古玩行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整部剧目从故事内容到道具装扮都具有中国特色。其次，在这部剧目中，中国字画、玉器、木器、金石等古玩都有展示，演员的台词中也对这些古玩品类的规矩文化进行了细致分析。”苗驰说，他当时还专门去北京琉璃厂体验生活，直接跟荣宝斋的非遗传承人深度交流，踏踏实实地学习了古玩业界的规矩与传统。

笔者了解到，《古玩》通过加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营造舞台意境，宣传古玩文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故事讲述、人物建立做到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性表达。

该剧目导演唐烨认为，这一版《古玩》相较于97版，在展示民族团结、抗击侵略的基础上，通过围绕古玩真假，上升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处世哲学。

许健对笔者表示，传统文化在话剧中的转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情节和内容转换，即不拘泥于史料或名著，提炼出可被当代观众理解、感知和共鸣的主题。“如《伏生》，将伏生藏《尚书》于墙洞的史实改为藏书于心，强化了伏生作为文化英雄的形象；再如，《罗刹国》拓展了书生马骥和罗刹女的爱情线，增强了人性异化主题的悲剧性。”

第二个层面的转化，体现于舞台呈现。“也就是大量运用传统、民族、民间的表现手法和形式。在《伏生》中，演员使用了很多戏曲的身段和念白方式；《罗刹国》更是调动了皮影、高甲戏、舞狮、傩戏等多种民族民间形体戏剧的元素。”许健说。

王青亦认为，转化应从艺术出发、从时代出发。“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传统文化的改编一般有复写式、框架式和自由式三种。当代话剧越来越呈现出由复写式向框架式乃至自由式转变的态势。”

增强话剧之中国情感

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并进行合理转化之后的话剧，还需要进行哪些层面优化？

“关键是要在传统基础上打破常规，出奇求新。”王青亦认为，1991年即在首都剧场上演的话剧《李白》，至今长演不衰，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创新，并将创新与当代现实紧密勾连。剧中，诗仙李白变身为满怀报国热忱、以垂暮之年仍请缨从军的志士，这种富有力量的现实主义深深感染了每位观众，“这些观众恰恰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无数砥砺前行的志士，他们在剧中1300年前的李白身上读出了自己，引发了共鸣”。

王青亦还认为，需要增强话剧的中国特性，在中国百年话剧史基础上发展卓越而独特的中国作品、中国模式、中国风格和中国市场。“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化拓展，在叙事、舞美、营销和人才培养上加大与国际一流机构合作和交流；要重视‘互联网+话剧’模式，关注话剧的互联网营销与传播，推动‘互联网+话剧’在剧本创作、投融资、粉丝社群、在线票务上的创新。”

在赵斌眼中，中国话剧本身就很特殊，它基于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具有极强的本土化特色，因此不管是原创剧本还是翻拍国外剧本，其实都会有民族化的感觉在其中。

“以《哈姆雷特》为例，这部全世界都在演的话剧，基于这个故事本身就诞生过‘化妆间’版，即随着创作者所处文化环境进行的改编，可操控空间极大。”赵斌说，而2018年李六乙导演的《哈姆雷特》，从细微处着手改编，比如在歌者的吟唱中加入中国民族乐器、将剧本重新翻译成让台词更贴合中国人说话方式的语言习惯、用一个毛毡拼接的大圆盘升降台搭配着钢筋球体，打造极简的舞台，“以此暗喻极寒的月光、缥缈的宇宙、纷乱的思绪或者禁锢的牢笼。这种诗意化联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意境’”。

“中国话剧想要独树一帜，只要代入中国情感，围绕中国故事坚定反映中国文化内涵，用现代化思路语境去表达对当下的观察与思考即可。”赵斌说。

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将传统元素引入话剧的艺术运动。远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剧运动”，近如从五十年代绵延至今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都结出丰硕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运动的发起者和骨干力量，如余上沅、熊佛西、曹禺、老舍、焦菊隐等人，都是研究西方演剧艺术的行家里手。“如果中国话剧能有再一次的‘文艺复兴’，应该寄希望于新一代融汇中西、富有创造力的青年艺术家。”许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