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徐匡迪，1937年出生于浙江桐乡，1959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工业学院。1995年至2001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同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2003年3月当选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10年6月，任中美友协会长。

前不久，我国工程科技界最高奖项——光华工程科技奖在北京揭晓，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荣膺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此奖项自1996年创办以来，每两年颁发一次，其中最具分量的成就奖每届只颁发一人，至今已多届空缺。

曾是我国著名冶金专家的徐匡迪，在数十年人生经历中，多次变换角色。他当过校长、市长，还当过院长、会长。如今，虽已年过八旬，他仍以战略科学家的视角，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作贡献……

回看徐匡迪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不难发现，早年钢铁行业的从业经历，铸就了他钢铁一般的意志力，使得他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承受怎样的压力，都能够坦然面对，排除万难，取得胜利。

钢铁报国

钢筋水泥，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钢铁年产量仅为几十万吨。在那个以钢铁产量“论英雄”的年代，偌大的中国没有自己的钢铁工业和冶金技术，怎么能行？

怀揣着一腔报国热情的徐匡迪，1954年考入了当时被誉为“钢铁摇篮”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徐匡迪一直和钢铁打交道，长期从事电炉炼钢、喷射冶金、钢液二次精炼及熔融还原等方面的研究，为我国的冶金技术逐步走向世界前列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系列成果，都与他大学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徐匡迪回忆说，学校非常注重实践，从大一开始，冶金专业的学生就要系统地学习并参与炼钢的每一个环节，从最粗重的渣坑清理、平台清扫、撬炉门、堵出钢孔，一直到炉前吹氧、取样、测温、扒渣、合金计算、补炉等，每个环节的操作都必须掌握。

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徐匡迪总是用“美好”来形容。“虽然今天我们的钢铁冶金技术早已实现了机械化和信息化，这些陈年旧事看似不值一提，但这恰恰提醒我们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实践中掌握科学技术真谛。”

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已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今上海大学）冶金工程系副主任的徐匡迪被选派去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系统研究钢铁冶金技术。对于原本需要3年到5年完成的课题，徐匡迪坚持要在两年内完成。“国家需要我，我必须尽早完成研究回国工作。”徐匡迪对他的导师说。

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来不给自己任何休息的机会。“每天两次茶歇，我从来不参加，这样能多工作一小时；每天下班后，我继续加班4个小时。”凭借钢铁一般的意志和信念，徐匡迪奇迹般在两年内圆满完成了课题研究，赢得所有外国专家的认可与尊重。

80年代中期，徐匡迪被邀请到世界著名的喷射冶金公司——瑞典兰赛尔公司做副总工程师。有一次，他通过自己从国内带去的炼钢镜判断出其中一炉钢的出钢温度不达标，当时的外国专家都不信。后来结果证明，徐匡迪是对的，由于温度不足导致了近200吨钢水冻在钢包中。从那以后，每当试验炉出钢时，公司总要求徐匡迪用“中国眼镜”看一看温度。

在英国、瑞典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为徐匡迪搭建了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同时也使得这位“工科男”开始关注经济。他坦言，这些经历为他今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院士市长

1995年，对于徐匡迪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角色转换——出任上海市市长。同年，他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第一位院士市长。

从科研岗位到党政工作的转变，并没有让徐匡迪感到不适应，他很快找到了二者之间互通的连接点。“科研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拿冶金来说，材料断裂是一个宏观现象，科研人员先要分析断口是韧性还是脆性，再分析里面的组织结构有什么问题，用电子显微镜做检测。党政工作则是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需要对每一个具体问题展开调研，随后找出其中的共性问题，再研究应对政策。”

上世纪90年代，上海纺织业面临产业转移。有一次，上海国棉一厂的很多工人集聚在车间里，有人哭有人发脾气，因为他们的机器要拆下来运往新疆石河子。知道此事后，徐匡迪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和老中青三代纺织工人面对面交流，倾听她们的心声。在综合各方因素考虑后，上海市政府决定根据工人年龄段做分流安置，让她们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徐匡迪在上海市市长位置任职的6年里，上海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得到了深化：成功举办了2001年APEC会议，并在申办2010年世博会中，赢得首轮角逐的胜利，国际大都市的地位逐渐奠定，“臭名远扬”的苏州河得到治理，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这些实事至今为上海百姓称道……

2001年，徐匡迪被调往中国工程院工作，次年当选院长。这时的徐匡迪，已经64岁。他说：“尽管已临近退休，但是在工程院，我还是小字辈儿，当时院里的很多院士都是我的老师、太老师，我要再一次做学生了。”

站在我国工程科技领域的最高殿堂，徐匡迪深深地体会到，科学家要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更要善于和跨专业的专家交流，研究共通的问题。任职期间，徐匡迪先后组织了先进制造业、城镇化、人工智能等多行业、跨领域的国家重大咨询工程，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土木、冶金、采矿、地质、水利等工程科技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作为一名战略科学家，徐匡迪也清醒地意识到，我国与世界科技强国之间还有差距。

“我们会制造重型器械，但高端的精密器械少，很多核心和关键的精密元器件还是要从国外进口。这就如同肌肉强壮了、骨骼大了，但心脏和脑子跟不上。我们的科研人员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徐匡迪说，我国需要大国重器，更需要大国精器。

家国情怀

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徐匡迪，自小就蒙受了国破家亡的苦难，父母原本为他取名“抗敌”，希望他将来能够抗敌报国。后来，战争快结束时，小学老师为他改名为“匡迪”，一方面取抗敌的谐音，另一方面寓意“匡扶正义，迪吉平安”。

“应该讲我的家国情怀，和小学教育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老师大多是从东北流亡过来的学生，家国情怀很深。”徐匡迪说。正是这种流淌在血液里的家国情怀，让徐匡迪时时刻刻不忘报效国家，他深知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和平是多么重要。

当年在兰塞尔公司的任期结束后，公司曾强烈要求徐匡迪留下工作，开出高薪，还提出把他的夫人和子女接到瑞典，然而被他毅然拒绝。

“我从读中学到大学从来没交过学费、书费，都是政府供的。用那个年代的话说，是党和国家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培养了我，我不能辜负了国家对我的期望。”徐匡迪说。

从瑞典回国之前，时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的钱伟长到瑞典出差，住在徐匡迪家里，临走前同他谈了很久。“钱校长讲了很多他当年的经历，国家困难，交通不便，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回国，就是要为国家做点事情。”徐匡迪回忆说：“我当时非常感动，几次落泪，下决心一定回国。”

从年轻时的出国求学，到如今获得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徐匡迪发自肺腑地感恩国家和时代给他的一切。他说，科技工作者要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为国家和民族多学习、多储备、多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