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白云飞 黄海顺

《永乐大典》修成于明朝永乐年间，将明朝以前古籍重要内容尽收其中，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百科全书”。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嘉靖副本《大典》62册，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162册。为将其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北京永藏阁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重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永乐大典》。就此，《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北京永藏阁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骁先生。

记者：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有很多珍贵文物，为何双方将合作项目定为重印《永乐大典》？

胡骁：我们曾考虑过很多选项，但最终认为重印《永乐大典》意义非凡。首先，《永乐大典》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涵盖领域非常广，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永乐大典》收录了我国古代重要典籍8000种之多，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涉猎广泛，无所不包。很多已经失传的古书内容，都可以在《永乐大典》中探知一二。即便是现存的残卷，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医学、语言、地理等方面的记载也堪称丰富的宝藏。第二，《永乐大典》制作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完整的《永乐大典》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开本宏大，极具威仪和气魄。书中文字全部以楷书写成，纤细精美，缮写工整，可以书法艺术来欣赏；书中插图精美，山川地形皆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态逼真，精丽工致，被中外专家学者誉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罕见的珍品。第三，希望借两岸合作重印开创一个共同研究《永乐大典》的先例。几百年来，该书历经多次劫难与战乱，正本散落成谜，目前仅存世副抄本约300册，分藏于全球30多座博物馆中，约为原书的3%。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合作，给其他藏有《永乐大典》的博物馆提供借鉴，加快全球范围内《永乐大典》的合作研究，将更多珍贵的文献呈现在世人面前。

记者：在重印《永乐大典》过程中，都遇到过哪些难题？

胡骁：台北故宫博物院方面要求我们以高规格古籍再造方式，再现这部旷世奇书的历史原貌，甚至破损痕迹、霉点颜色深浅等，都要做到与现存的《永乐大典》一致，所以在技术方面对我们要求非常高。一是采用四色仿古印刷，最大限度保留了原书的版本信息，大到火焚、水淹的历史印痕，小到一个霉点和水渍的岁月记忆，全都忠实地再现出来，可以说是每一页都有故事。二是采用最接近的原材料，内文采用安徽泾县生产的加厚手工宣纸，封面采用杭州出产的真丝绢面，裱褙于荷兰进口的48盎司纸板上。其中光是造纸就用了一年时间，可以说本次重印是从造纸、养蚕最基础的工艺开始的。三是采用传统纯手工装帧工艺。由于材质特殊，折纸、配册、线缝、装订及封面贴签等工艺，均依靠台湾坚守传统工艺的手工匠人们完成。还有些技术在台湾甚至已经失传，为此我们特地从大陆邀请了一些工匠赴台，与台湾工匠合作完成。由于我们最初印制出的仿本甚至能达到与真本混淆的效果，为此台北故宫博物院方面要求我们采用“封面函套再造如新、内页再造如实”的版式重新印制，以与真本有所区别。

记者：两岸合作重印《永乐大典》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胡骁：两岸合作重印《永乐大典》是我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的心愿，对双方的学术研究都有好处。大陆专家学者可以完整获取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永乐大典》内容和版本信息，具有无比珍贵的文献价值，能够弥补许多领域内研究工作的空白。另外，通过我们和台湾相关机构合作，可以更好更快地解决重印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从而把重印工作做到极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两岸文化产业领域更多合作的可能和空间。而且，借助大陆市场容量，可以实现对《永乐大典》一定规模化的制作，将推广《永乐大典》一事作得更具实际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