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礼器用于礼制，制式严谨，但并不拒绝想象力丰富、造型独特的珍稀之作

藏于山东诸城博物馆的战国鹰首壶，因其顶部被别出心裁地制作成一只双目高突，昂视长空的鹰首，故而得名。同时，壶盖的上方有一个可供用手提携的横梁，又被称提梁壶。

这个造型独特的壶出土于诸城市臧家庄的一座战国时期的齐国贵族墓中。齐国地处东夷族的旧地，齐国建国初期对东夷族推行“因其谷，简其礼”的政策，因此保留了较多的东夷族的风俗习惯。由此我们可以推知，齐国贵族使用的这件以鸟的形象为造型的重要礼器，与东夷族敬鸟为神的习俗影响有密切的联系。

壶是古代人们最常用的一种生活器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陶壶。到了商周时期，壶又成为青铜器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在史书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有关它们的记载。《诗经》中云：“清酒百壶”。《孟子》中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周礼》注解中曰：“壶，酒器也。”由此可知，壶是古代人们主要用来盛酒的器皿。

在奴隶社会，统治者制定了整套的礼制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于是某些青铜器便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即所谓的“藏礼于器”。原来是日常生活用品的铜壶，也成为重要的礼器之一。正因为如此，古人对铜壶的制作是非常讲究的。根据不同的用途和主人的地位喜好，壶的形状或方、或圆、或高、或矮、或精美华丽、或新颖别致，精雕细刻，一丝不苟。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铜壶也形成了各个时期不同的风格和特征。一般认为，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壶，庄重浑厚，纹饰华丽。到了春秋战国，则变为制作轻巧，纹饰简朴。鹰首壶则巧妙地将两者聚为一身，既继承了商代、西周的传统，又表现出了春秋战国的特征，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它的设计构思有着独到的过人之处，将壶顶作成仰视的鹰首，利用鹰嘴的自然形态作为壶的流口，形象逼真，自然流畅。当人们提着横梁倾斜壶身倒酒时，鹰嘴的上唇便可自动打开。倒完酒后将壶直立，鹰嘴又会自动合闭。整个壶盖用铜环与提梁相联，既能自由开启，又可避免脱落。这独具匠心的设计，科学地将艺术观赏与实用功能，自然形态与人工制作有机结合在一起，惟妙惟肖，天衣无缝。在表现形式上，运用浮雕技法，使鹰首的双眼高凸于壶顶之上，格外引人注目。这大胆夸张的表现手法，更加突出了鹰眼那敏锐犀利的本能特征。鹰嘴则采用圆雕技法，比例和谐，结构严谨，线条丰满，形态逼真，大大增强了造型的立体感和艺术感染力。整个鹰首制作规整，雄健有力。较多地保留了前代铜器中的严肃庄重、凝练浑厚的遗风。而壶身则器壁轻薄，纹饰简练，表现出战国时代的明显特征。设计者采用了由平横的凹槽组成的瓦棱纹，装饰壶身，利用横线条能使人产生稳重感的视觉效果，使壶身在轻巧中显现出稳重，简朴中透露着华丽。与鹰首相辅相映，浑然一体。

艺术来源于生活，是人们对自然界中客观事物的反映。一件重要而特殊的物品，往往与人们的信仰、宗教意识及民族传统的影响有密切的联系。鹰是飞鸟中最具代表性的猛禽，看到鹰首壶那栩栩如生的造型，不禁使人联想起自然界中千姿百态的鸟类。鸟能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既能躲避陆地上野兽的侵害，又不受山川湖海的阻挡，成为古代人们崇拜敬仰的偶像。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中的典型器物陶，就是一个鸟的形象。

现在，鹰首壶不但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一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友好使节。它曾到日本、英国、奥地利等多个国家巡回展出，令外国观众拍手称奇，赞叹不已。上世纪70年代，鹰首壶的照片被邮政部门制作成了明信片。从此后，它就像插上了翅膀，飞向大江南北，世界各地，使更多的人们欣赏到了这件稀世珍宝的动人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