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距今2200多年前，荆轲刺秦时的一曲《易水歌》让易水名扬天下。

除了武士的使气任侠，这里还有文人的潇洒不羁，因为此地盛产墨和砚。“一方在手转乾坤，清风紫毫酒一樽，醉卧黄龙不知返，举杯当谢易水人。”相传，这首诗是李白看到易砚产地黄龙岗后有感而作。而今到访易水，为的就是这方砚台，为的就是重新赋予实用性日渐消退的这方砚台以艺术生命力的邹洪利、张淑芬夫妇。“虽然现在很多人不了解砚台，可它却是我生活中的重要成员。”邹洪利倒上一杯清茶，在袅袅茶香中又缓缓地吐出一句话，“甚至可以说，我在砚台雕刻技艺上是贪婪的”。“贪婪”这个词，让人更想探寻他们与易砚的缘、他们之间的情。

缘，妙不可言

分歧大的时候会吵得很凶。不过，艺术家都是固执的，我让着他！

邹洪利自小喜欢写写画画，当时手头用的就是一方精美的易砚。受父亲熏陶，那时他的梦想是到美术学院学习雕刻，长大了当一名艺术家。可事与愿违，高考时2分的差距把他送进了河北省卫生院的大门，毕业后分配到“吃着商品粮，端着铁饭碗”的易县防疫站，不久还被提拔为科长。“说实话，日子过得挺舒服，可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每到这时候都会拿出砚台雕上几刀才踏实。”邹洪利啜一口茶，说起了自己的匆匆那年。

同样出生在易水河畔的张淑芬，同样从小就对砚台痴迷。1985年，他们相识了。邹洪利说，能找到兴趣相投的人不容易，当时觉得就是她了。

1986年，北京著名古砚收藏家阎家宪请张淑芬捎几方砚台，她跑遍了县城里所有的大工厂、小摊点，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我托人找到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教授，让他帮忙设计了一系列砚台图案，他还送了我一本古砚谱。拿着图谱，我又回到县里请当地有名的砚雕师傅制作砚台。阎老看见做好的砚台时，他满意极了。”

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家里反对，他们分手了。“后来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还不是因为这方砚台。”张淑芬大大咧咧，嗓门特亮，“缘分这个东西真的说不清楚。有一天下雨，拉砚台的车陷到泥里，正巧他路过，帮忙解了围，砚台就又做了一回媒，1988年我们结婚了”。

婚后的他们达成共识，既然因砚结缘，就必须做点跟砚台有关的事儿。于是，邹洪利扔下了铁饭碗，张淑芬离开了电子配件厂，两口子开起了生产易砚的手工小作坊。

凭着二人的艺术功底，他们把小作坊经营得有声有色。1992年，又接手了县里的工艺美术总厂，有了“易水”的牌子。可问题又来了，用毛笔的人在变少，用毛笔的人中使用砚台磨墨的少之又少，砚文化怎么继续？“实用性淡化，就提高艺术性、欣赏性、收藏性。”夫妇俩又一次达成共识，也默契地分了工：男主内，负责设计、雕刻；女主外，跑展会、推广砚文化。

“砚台艺术水平的高低，从选石料开始就决定了。所以，要想把自己的灵感在石料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必须听得懂它‘说’的话才行。”主内的邹洪利说，他经常会在一堆砚石料当中摸摸这个、瞅瞅那个，再跟它们“聊聊天”，等到真正下刀雕刻的时候早就成竹在胸了，所有激情和灵感都会聚集在刀尖，做出完美的作品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主内的邹洪利培养着与石头的感情，主外的张淑芬则忙着请中央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在造型上指点迷津，请砚雕大师到县里授课、让易砚这一民间传统工艺多点现代气息，方寸之间得以继续研展着千年文脉。

“一起做砚台这么多年，就没有吵过架、拌过嘴？”

“当然有，分歧大的时候还会吵得很凶。不过，艺术家都是固执的，我让着他！”快人快语的张淑芬看着丈夫，大声地笑着，眼神中有欣赏。

韵，独辟蹊径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怎么吃饭，激动得感觉不到饿。

“历史上前前后后有300多种砚台，有文字记载的在100种左右，至今仍然还能生产的大概有90种。”关键是个砚痴，也是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的志愿者。他说，要想在众多砚台中挑出易水砚并不难，只要看它综合性的雕刻技法和创新性的雕饰造型就可以了。

的确，综合性的雕刻技法和创新性的雕饰造型就是那根将易水砚点石成金的“神仙棒”，也让从小就爱写写画画的邹洪利有了用武之地。他带着徒弟们一起研究，把雕饰造型从古砚单一的小花小草、雕龙刻凤发展为山水风光、英雄人物、花鸟虫鱼、瓜果蔬菜等几十个系列、上百个品种、数千款造型。他改单一技法为综合运用阳雕、阴雕、透雕等多种技法，让古砚更加灵动。

邹洪利把茶杯放到一边，拿起一方砚台轻轻地摆在面前。它随石料形状雕刻而成，并不规整，其上的松竹梅花纹或凹或凸，层层叠叠地占据了整个砚台一半以上的面积，与印象中的古砚差别极大。“以前都是磨成长方形的石料，然后在侧面用浅浮雕走线的方法做出简单图案，再留出很大的砚池，方便使用。那时候，一天能做3个这样的砚台，现在，3天也做不了一个改进后的砚台，艺术价值大大提高了。”

有了雕刻技法和雕饰造型的创新成功，他们夫妇俩的琢磨劲儿又上来了——易水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巨型砚料，可以将易水砚“浑朴大气、坚润厚重”的特点“放大再放大”，何不试试？这一场试砚的结果是试出了让易水砚声名大振的巨砚，第一方成品是以纪念香港回归为主题的《归砚》，至今还收藏于人民大会堂。

今年41岁的李小丰从1992年就跟着邹洪利、张淑芬做砚台，一跟就是23年，直到现在他都能回忆起当初做《归砚》的画面。“师父师娘设计好了图案，叫上几个徒弟跟着一起做。可一看砚料我就傻了眼，拿着工具不知道从哪儿下刀。大砚料不比小砚料，一旦雕坏了整个石头就废了。师父就带着我们摸索着做，先弄出个大概的模样，再细雕。最长时间我们2天2夜没合眼，就住在车间，和师父一起琢磨，用了三四年才雕好。”李小丰搓搓手上雕刻砚台时留下的灰，在工作服上抹抹，憨憨地笑了，“做的时候真没想到能进人民大会堂”。

巨砚做的时候难，运输起来更难。“当知道要把《归砚》送到人民大会堂时，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怎么吃饭，激动得感觉不到饿。”张淑芬还记得那是1997年6月19日，又是吊车，又是枕木，后来还借来了油压车，终于把《归砚》安放到位。从大会堂走出来天已经黑了，她才觉得饿，又买不到饭，就让徒弟买了一箱冰棍，坐在大会堂门口的台阶上一口气吃了三根。

《归砚》成功了，随后又有了许多颇具代表性的巨砚：2000年，一方重30多吨的《中华巨龙砚》被中华世纪坛收藏；2013年，长16米、宽4.4米、高1.6米、重110吨的《归缘》巨砚被放置在第九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河北展园……

独辟蹊径，易水砚的韵味更浓。

路，宽广无边

只要有人真心爱砚台，砚文化就能传承下去。

近来，邹洪利一有空就会在工作室铺开纸张、练练毛笔字，而他写得最多的就是“路”字。“未来还得琢磨，传承了千年的砚文化不能断在我们这辈手里，得让路越走越宽不是？”

其实，他们的路宽广无边。

干了十几年出版、如今改行做古砚拍卖的郭兵是邹洪利、张淑芬的老朋友，每次都会带来新点子。“上次到易县我问他们还要创新不、还想再闯闯不，他们说‘当然，这还用问’。既然有这股劲头，我就跟他们商量可以试着做有艺术感的小型实用砚台，把当地的荆轲塔、清西陵等景点融在里面，也可以把磨盘柿子等特产刻在上面；也可以试着用机器雕刻出个大概模样，然后技师再在需要的地方细雕，就又是一批不同味道的砚台。”郭兵说，夫妇俩已经制作出了一批成品，他这次来就是帮着参谋参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

当然，除了郭兵，邹洪利和张淑芬的朋友圈里还有古砚收藏家阎家宪、书画家温寒石、书画家陆德怀等一众大家。今年已经82岁的阎家宪还是会经常到易县来，每次来都要住上两三天，跟夫妇俩研究研究荷叶砚、抄手砚、三足砚等砚台新的器形，琢磨琢磨怎么继续提高易水砚的工艺水平。邹洪利两口子也打算等自己筹建的中华砚文化博览城开张后，把全国对砚文化感兴趣的学者、艺术家、砚雕大师都吸引过来，大家一起为砚文化的传承出力。

更重要的是，邹洪利和张淑芬的技艺有了传承人，其中既有跟随他们多年的徒弟，也有他们的女儿邹天然和儿子邹浩智。

女儿的个性像妈妈，活泼。大学毕业、准备报考文化贸易专业研究生的邹天然对砚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她会上网学习一些法国大师的绘画作品，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设计，给爸爸妈妈提供雕饰画册；她也会利用假期做些小东西，销路一直不错；她还会把身边对砚文化感兴趣的同学叫到爸爸妈妈的工作室，让他们看看砚台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说到这件事，爸爸邹洪利直说女儿还小、需要磨练，妈妈张淑芬则笑得合不拢嘴：“我女儿在砚台设计方面一直很有悟性，这点随她爸，初中时设计的一双鞋还得了一等奖。虽然我干这行业很多年了，但有些图案画得还不如我女儿，她画出来的牡丹、兰花那叫一个逼真。”儿子的性格像爸爸，内敛。刚上大一的邹浩智选择了文化管理专业，也算是对口。虽然不像姐姐能直接参与设计，但只要一放假，就会来帮爸爸妈妈的忙，时间长了，心里也有了砚台的位置。

“徒弟也好，孩子也罢，只要有人爱砚台，真心想学怎么做砚台，我这手艺就能传承下去，砚文化就能传承下去。”邹洪利有点动情。

“伉俪怀高志，卓然国士风。相偕耕砚田，比翼奋云程。”的确，他们与砚文化紧密相依的路宽广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