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通俗传远”和“关风动人”的前提，唯有静心凝气、锐意创新一途

《九层妖塔》票房7亿元收官，算是喜人。纵观近年国产电影，以2012年《泰囧》票房12.67亿元为标志，3年来国产电影突破10亿元者，大多属“囧”“妖”类：2013年《西游降魔篇》12.46亿元、《大闹天宫》10.46亿元；今年七月，《捉妖记》上映10天票房即达12.75亿元，刷新尘封两年半之久的《泰囧》纪录。

对此，主流舆论过虑和主流文艺心理失衡，其实都不必要。人类历史上，但凡国泰民安、经济繁荣，文化艺术的精神需求必然旺盛而多元。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描述繁盛的都城汴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但习歌舞，斑白不识干戈，“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当下正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繁荣时期，文化艺术的盘子够大。况且单纯的感官娱乐并不等于持久健康的精神快乐，文艺作品真正的生命力，不仅在轰动当时，更在于传之后代。因此，以代表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为己任的主流文艺，大有可为。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近年来主流文艺作品难见“高峰”，主要症结在于未能深刻体察并切实遵循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传播力影响力的式微，不能归咎于别人的强大，只是因为自己的缺失。在这方面，我们的主流文艺的确应当放下身段，虚怀若谷，与那些被视为“大众化”的作品切磋互鉴。

宋人话本《冯玉梅团圆》有言：“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就是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文艺内在规律进行的概括。明代著名短篇小说家冯梦龙写作 “三言”，也以此自勉。任何文艺作品，必然蕴涵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内核。但诉诸形象思维的文艺，不同于诉诸逻辑思维的哲理，其对于世事的剖析和对于善恶的褒贬，唯有寄寓于动人的故事和情感的力量，才能将教化引导的诉求，有如春风化雨般浸润人类灵魂。

不过，凡是能够名于当代、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所诉诸的，非止作者的个人之事和个人之情，而是与人民大众同其悲戚与欢乐。这就要求我们的主流文艺，不仅要与人民的思想感情相通，还必须运用人民群众习用惯用、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加以呈现，才能真正发挥文艺的魅力。春秋时期，楚国艺人优孟“为孙叔敖衣冠”（即装扮成楚国名相孙叔敖模样）在宫廷中表演，才得以把孙叔敖之子的穷困之状上达楚王；号称“滑稽之雄”的西汉东方朔，以“庸人诵说”的方式诙谐讽谏，“故今后世多传闻者”，“童儿牧竖，莫不炫耀”；唐代诗人白居易，其《长恨歌》、《琵琶行》中的文士才情，不仅名闻中土，更是远播东瀛。但是为了更好地替百姓立言，却故意运用底层百姓的浅俗语言写成《新乐府》五十余首，《卖炭翁》即为其中的代表作。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绝不是思想和风格上的“低俗”，而是鲜活生动和贴近社会现实的代名词，这是提高主流文艺作品传播力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社会生活从来都是千姿百态，人民群众的精神诉求无比丰富，因此，人云亦云的照搬和千人一面的雷同，客观表现是社会生活与人民情感的狭窄和枯燥，主观层面则体现着创作者的慵懒与浮躁。这样的文艺作品，即便借用了“通俗”的形式外壳，也与鲜活生动的本质要求相去甚远。

的确，文艺作品“通俗传远”和“关风动人”的前提，唯有静心凝气、锐意创新一途。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说：“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对于一部作品而言，只有“不肖”他人，才有自己的价值。同为抗战题材，《亮剑》生动刻画了独特的八路军团长李云龙形象，所以对革命军人的“亮剑”精神，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诠释；同为谍战题材，《潜伏》凭借合理有趣的人物关系、曲折生动的故事叙述和丝丝入扣的细节照应，从而引发大众的围观热“追”。

可见，即便将社会效益置于首位，主流文艺同样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和良好的经济效益，关键是要在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有机统一方面下真功，见实效。当今信息时代，没有传播力就没有影响力；对于文艺作品而言，没有艺术创新也就难谈政治性和教化作用。我们的主流文艺应当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