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一个贫而弱的农业国抵御日本这个现代化工业国的进攻，如何维系经济不至崩溃，为抗日战争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成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的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苦，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面支持抗战，海外华侨以捐款、侨汇、贸易、投资等方式支持祖国的抗战，国际盟友也给予中国抗战巨大的物质支撑，这些都为持久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70多年前，在艰苦卓绝、全民奋起的抗日战争中，较量的不仅是二者的军事实力，而且是包括经济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其时，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而落后的农业国，日本是一个地域狭小却先进的工业国。不论是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大后方，还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都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政策，为坚持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大后方的经济与正面战场的抗战

法币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工业内迁支撑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田赋征实缓解了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把抗战进行到底提供了物质保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昭然若揭，国民党政府为应对日本的侵略也着手进行各种准备。1933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废两用元，一切交易不再用银两，改用银元，中国货币开始走向统一。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法币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为抗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法币得到广泛流通后，国民党政府可以最大限度集中白银等重金属，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急需的各种战略物资。鉴于中国工业之精华多在沿海，随着对西北和西南的掌控，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在西北和西南的工业布局，1937年在西南地区以投资、合办形式控制的工厂达到23个，生产电153.3万千瓦时、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锑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形成了以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电气为主体的国防工业体系。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加快了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建设，1936年至1937年7月，共修筑铁路2030公里；七七事变前公路里程达到11.5702万公里，初步形成了纵贯全国的交通网。这些措施都为坚持大后方的抗日奠定了基础，例如，在抗战头两年仅铁路就输送兵员1100万人次，军需物资300万吨左右。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开始意识到工业内迁的重要性，沿海工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大规模内迁。截至194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迁入内地的工厂达445家，其中兵器工业18家、冶金工业2家、矿业8家、机器制造业181家、电器制造业29家、纺织工业97家、食品工业22家、文化教育用品工业37家，以及其他各业17家。抗战时期，大后方兵器工业能够充分满足国民党军队重机枪、迫击炮、枪掷榴筒、枪掷榴弹和手榴弹的消耗；能基本满足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的消耗，支撑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内迁的其他工业企业，成为大后方工业体系的骨干。

由于政府收支不平衡、物质供给不足、外援断绝等原因，从1940年开始，大后方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以1939年6月为100计，则1941年12月已高达1029。为应对危机，国民党于1941年3月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决定“以军事第一与经济国防化”为原则对经济实行全面统制。在所有的统制政策中，以战时的粮食统制最为重要。1941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各省田赋，全部征收实物，供需由中央统筹。田赋征实保证了军队和国家机关人员的粮食供给，节省了国民党政府购买粮食的巨额开支，减少财政支出，减缓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据统计，1942年至1944年田赋征实折成法币，约占国民党政府各年财政收入的32.66%、49.14%、54.68%。总之，国民党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全面统制，维护了大后方基本的经济秩序和生产，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把抗战进行到底提供了物质保障。

虽然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工业，利用统制政策维护经济运行的基本秩序，然而，大后方的物质供给并未得到明显增加，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大后方人民为了抗日战争最终的胜利勉力苦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根据地经济建设和敌后战场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减租减息、扩大生产、精兵简政，还将发展公营经济作为缓解财政困难、促进抗战胜利的重要措施。在多种政策措施共同作用下，各根据地的经济均有所发展，为敌后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创立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作战。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地域偏僻，经济落后，中共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实施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为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是根据地最主要的产业，在战时情况下，战争所需要的粮食、布匹和其他各种物质，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为此，各根据地将发展农业放在中心的位置。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明确指出，农业应该放在第一位。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是中共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减租减息在不损害地主过多利益的前提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它将地主阶级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调动了广大农民支持抗日的积极性，使农村社会各阶层共同汇集在抗日这面旗帜之下。除此之外，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各根据地积极发放农业贷款贷粮，制定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繁殖牲畜、种植棉花、植树造林等有关奖励政策，及时调剂粮棉种子，打制各种农具，派出部队保卫春耕秋收，组织机关人员帮助群众生产，修订抗战勤务条例，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时令和所需人力畜力等。为节约民力，军队在战斗之余也积极参加到农业生产之中。从1941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军队、机关、学校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尽量减轻根据地群众负担，各根据地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不但大大改善了机关、部队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密切了中共与根据地群众的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

虽然农业是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产业，但是，经济的运行须臾也离不开工商业。各抗日根据地将发展公营经济作为缓解财政困难、促进抗战胜利的重要措施。根据地的公营事业主要包括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军队和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抗日根据地也注重保护私人工商业。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采取调节的政策。包括发展中农的生产运动，办好消费合作社扶助中农生产，与富农竞争，成立商品合作社扶助小手工业生产者，废除苛捐杂税培植小商业者，发展国防工业与资本主义竞争，大胆让资本主义去发展而不压制资本主义，对于劳资关系也采取调节的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提出：“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1941年1月15日，《解放》周刊发表《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的社论，明确提出“我们欢迎他地的资本家到抗日根据地上开办实业，并切实保护他们的营业”。公私兼顾、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措施，促进和推动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金融贸易政策是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在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活跃根据地市场、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各个根据地输出产品来换取根据地急需物资，维护根据地经济安全和物资充裕，同时能起到保护和支持边区实业，活跃边区市场，增加根据地政府税收等作用。

在多种政策措施共同作用下，各根据地的经济均有所发展，为敌后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44年粮食产量比1937年粮食产量将近多出一倍。其他根据地农业建设的成绩也很大，晋绥根据地军队于1943年开荒20余万亩，相当于群众开荒总数的1/3，收细粮3万余石，养猪1万余只，做到了每人每月食肉3斤。抗战初期，各根据地工业几近空白，经过艰苦的努力后，各根据地创办了纺织厂、造纸厂、制革厂、被服厂、农具厂、制药厂、兵工厂等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以棉纺织业为例，陕甘宁边区1943年拥有纺车120255架，纺纱417852公斤，织布63334大匹。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带来了贸易的繁荣，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100多家，到1943年就发展到400多家。1944年陕甘宁边区对外贸易实现19亿元边币的出超。

1941年起，中共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各抗日根据地不但坚持下来，而且1943年之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各抗日根据地的面积人口都有了新的发展。到1945年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力量达到91万人，不脱产民兵200万人，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到9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550余万，这其中，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根据地经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华侨对抗日战争的经济贡献

全世界800万华侨中有400多万人参加了捐款，中日两国侨民对本国捐款之比为31∶1。八年全面抗战海外华侨捐款总额达13亿多元国币。不仅如此，抗战时期华侨在国内投资近18亿元，掀起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高潮。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抗战。海外华侨虽远离祖国，但心系抗战，他们以人力物力积极支持抗日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海外华侨在经济上支持抗日战争，主要通过捐款、侨汇、贸易和投资等几种途径。

捐款是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主要方式。战时华侨捐款从“九·一八”事变时已经开始。捐款的阶层极其广泛，从侨领巨商到生活清贫的工农大众无不参加捐款。当时全世界800万华侨中，有400多万人参加了捐款，中日两国侨民对本国捐款之比为31∶1。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统计，八年全面抗战海外华侨捐款总额达13亿多元国币。华侨的大量捐款，是战时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的重要补充、支持祖国长期抗战的重要财源。

侨汇是指华侨寄给家眷的日常生活费用。由于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入超地位，侨汇弥补了入超造成的外汇亏空，被认为是中国无形的输出。从1931年起，侨汇数量逐渐递增，弥补入超的百分比愈来愈大。1937年至1940年，侨汇与入超比例分别是411%、521%、414%、232%。抗战时期的侨汇，一方面垫补了政府大量军费开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约123亿元，当时侨汇即有53亿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总收入的1/4，相当于军费开支的43%；另一方面，大量的侨汇充作法币准备金，促进法币的流通，巩固了法币在国际上的信用。

积极从事与祖国的商业贸易，是华侨支持祖国经济抗战的重要途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南洋华侨与祖国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七七事变前，我国由南洋各国经常进口贸易为2.6亿元至3亿元，出口为2.6亿元至4亿元；1940年，进口额增加到9.2亿元至11.9亿元，出口增加到10.1亿元至16.6亿元。华侨在我国与南洋的战时贸易中起了重要作用。我国多从南洋进口米、胶、油、药等战争急需或国内紧缺物资。1940年，中国农业严重歉收，南方15省稻谷夏收较往年降低20%，农产品总量减低10%，重庆大米价格指数从5月间213上升到12月间的1004，国民党政府到南洋购买了3万市担米粮，及时补充了我国战时的粮食不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很快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困守大西南，财政经济出现较大困难，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大量侨汇断绝、贸易中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抗日战争期间，很多华侨直接在国内投资，稳定和繁荣了中国抗战时期的经济。为开发和利用大后方的经济资源，国民党政府先后制定了《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指导归侨垦殖暂行办法》等。海外华侨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在祖国投资，其资本主要集中在工矿业、垦殖业和金融业。据统计，抗战时期华侨在国内投资近18亿元，掀起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高潮。战时的华侨投资是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的又一贡献。如南洋侨领张百基所说，华侨投资可以大量开发资源，可以稳定后方资源，可以抵制敌货流入，可以发展海外国货，可以充实国防利器，可以代替当前捐款之外汇，可以维系华侨爱国之重心，可以拒绝敌伪挑拨之阴谋。

78年前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爆发。中国以一个贫而弱的农业国抵御日本这个现代化工业国的进攻，如何维系经济不至崩溃，为抗日战争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成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的重要原因。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和其他客观条件，中国的抗日战争形成了两个战场，然而无论正面战场抑或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本质是相同的，都只能通过悉心合理利用现有的经济资源来克服困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苦，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面支持抗战。海外华侨以捐款、侨汇、贸易、投资等方式支持祖国的抗战，国际盟友也给予中国抗战巨大的物质支撑，这些都为持久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