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抗战歌谣在日本侵略者入侵的第一天就出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东三省，抗争、复仇和对当局不抵抗政策表达不满的歌谣随时都可以从老百姓的口头唱出来。后来，不论是“国统区”，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西北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有抗战歌谣产生、流传，有些还具有广泛的传播面和巨大的影响力。

抗战歌谣属于民间歌谣里的“时政歌”，遵从了《诗经》“国风”流传下来的诗歌传统：“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不少抗战歌谣里，明显能够看到《硕鼠》《伐檀》的影子，属于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从现有资料看，这类歌谣主要是鼓舞群众、凝聚民心、揭露侵略者暴行的。在那些朴素真诚的诗句后边，是一幅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保家卫国、誓把侵略者赶出去的壮丽图景。

大后方的抗战歌谣，由于当时传播媒体的局限，只有覆盖率很低的电台广播、报纸杂志，我们所能搜集到的文本，也主要来自当时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的纸质文稿，而如今能够编辑出版的，也基本上来自当时的旧报旧刊。细读这些曾经发表过的抗战歌谣，会发现文人创作，或者专业写作者根据民间歌谣进行再创作的文本，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比如：

日落西山渐渐低，打杀黄狗养雄鸡。夜来行军无狗狡，五更住营有鸡啼（《时事新刊》，1940年2月3日）。这首歌谣的后边有明确标注：“闻敌后村民为利我军活动，尽杀村狗故有此作。”

而另一首《抗敌歌》：“中国不得亡，我们年正长，再等几年后，即可上战场。”这首歌谣，发表于1938年11月12日《时事新刊》，署名“野仁”，从文字风格看，也显然不是民间的口头流传。而下面这首《防空歌》，则是韵律严谨的七律诗歌，不是民间歌谣：“契约要件收拾好，煤炉灶火用水消，屋顶旗帜要收下，院内晒衣捆成包。天窗布幕须遮好，自己门户关锁牢，出城路线如何去，沿街立有指路标。”（《中央日报》，1939年8月30日）

1941年出版的《抗战漫画歌谣集》的发现，证明“抗战歌谣”不仅仅是文人创作占主导，而且已经作为重要的出版选题，被有意识地编辑整理。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些民谣，就得益于当时的图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