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艺的宣传与动员不可忽视，它激发了解放区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培养了民众的现代意识，为抗战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期间，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借用民间戏曲、曲艺说唱等通俗文艺形式，谱写了一曲抗日救亡的奏鸣曲。

为什么通俗文艺在当时变得那么重要？这和抗战的使命紧密相关。在当时的环境中，民众不再是知识分子口头谈论的对象，而成为了抗战的主体力量。而民众的知识水平又参差不齐，很多人大字不识，但谁都爱听书、听戏。锣鼓一响，就能聚集起男女老少，人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唱词所传递的价值观念。所以，要激发他们的抗战意识，语言浅显、题材通俗、表演灵活的通俗文艺自然而然承担起这一任务。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抗战三字经》《刘巧儿团圆》（说书）、《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拥军花鼓》（秧歌）、《喜信》《二五减租》（相声）等作品，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斗志。也正是如此，当时，人们将在延安说书的盲艺人韩起祥誉为“三弦战士”，将三弦比作是能够消灭敌人的机关枪。

和“五四”时期不同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通俗文艺宣传运动没有走上由知识分子主导的精英路线，而是选择了一条贴近民众的路线，采取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合作的模式。他们在互相砥砺中创作，韩起祥的很多作品就是和吕骥、张庚、贺敬之等作家合作的。艺人贡献传统的技巧，作家们贡献先进的智慧与力量，比如秧歌剧《兄妹开荒》采取了男女对唱的表演形式，借鉴自传统的秧歌《小放牛》，作曲家保留了民间风格的曲调，编剧者给它安排了新的内容与情节，赋予了它鼓励生产的主题。这样的创作结合了旧形式和新内容，既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力，又传播了全新的内容，起到了纯文学难以企及的宣传效应。比如，韩起祥的《刘巧儿团圆》就改编自作家袁静的剧本《刘巧儿告状》，这段说书生动活泼，具有浓厚的生活趣味，迅速流行开来，产生了比剧本更大的影响。

要赢得抗战的胜利，必须依赖文明意识的提升和社会素质的提高。创作者们没有孤立地看待抗战，而是把它和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喜剧作家何迟创作了一系列的相声，这些相声中既有直接动员抗战的，如《喜信》是为了讽刺战争中的投敌叛变分子的；也有反映根据地建设的，如《某甲乙》就是为了配合整风运动而创作的。流传至今的那些经典作品更是如此，《刘巧儿团圆》是一个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故事，不仅刻画了战争期间的社会百态，更着重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为了追求爱情所展开的努力，反映了根据地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很多新秧歌直接取材于边区民众身边的真实故事，意在破除买卖婚姻、歧视妇女、迷信观念等传统陋俗。创作者们看得很清楚，要抵抗日本入侵者，武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民众作为后盾。在这里，启蒙与救亡形成了合奏。

要感染大众，就要采取贴近民众的组织形式。文艺工作者们走出书斋，展开灵活多变的演出。抗战后期，延安已经有三十多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重要机关都有一个。由民间艺人组成的秧歌队更多，整个陕甘宁全边区大约有六百余个民间秧歌队。这些队伍多则数十人，少则两三人，既能够在通衢大道上组织大规模的演出，也能够作为轻骑兵深入田间地头。通过流动的演出，文艺工作者们把最新的抗战动态及时传递给了不识字的人们。何迟等人还利用下乡宣传的间隙，见缝插针地演出相声。这种灵活性还体现在演出内容上，演出者可以改动台词，把当下的宣传任务编成新词放到演出中。何迟就曾对《拉洋片》《对对联》等传统相声做过“旧瓶装新酒”式的改编。文艺工作者们把条件简陋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的因素，把每一处都作为了舞台与宣传的阵地。

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成功，既离不开军民的浴血奋战，也离不开万千民众的支持。其中，通俗文艺的宣传与动员不可忽视，它激发了解放区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培养了民众的现代意识，为抗战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1945年新年，毛泽东对到枣园拜年的延安秧歌队说的：“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150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9000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