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成效也初步显现。据统计，我国已审议通过取消或下放审批事项537项，提前两年多完成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同时，非许可审批概念已彻底终结，成为历史。

在改革进入纵深阶段之时，全国政协于7月10日召开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题协商会，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经过深入的调研和思考，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究竟怎样打通“最后一公里”

“据一位企业家反映，建一栋商务楼，还需要盖92个章、收53项费用、找23个中介、提供296份材料，整个程序走下来需要370个工作日。”全国政协常委梁保华说道。

随着数百项审批事项“实打实”地取消或下放，政府效能获得了很大提高，同时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然而，难点依然存在，基层反映有些领域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含金量”不够高，企业和群众不够“解渴”。

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些改革措施存在横向不同步、纵向不衔接、放权不到位的情况。”梁保华常委直言道。

具体而言，首先存在有关部门放权不统一的现象，例如，国家发改委将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以后，国土、环保等相关部门没有将相关的权限进行同时、同等下放，部委之间横向没有联通，导致基层难以落实。其次，还存在基层政府对下放权力的承接能力问题。

委员们纷纷建言，要彻底打通最后一公里，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实现上下联动、左右贯通。“一定要加强系统谋划，按照‘深化放、简化批、优化接、强化管’的要求，促进政府转型，推动部门协同放权。同时，注意将基层政府承接能力作为重要考虑因素，确保下放的审批事项‘件件接得住，事事管得好’。”全国政协常委朱之鑫建议说。

中介的“红顶”非摘不可

有企业反映，一个建设项目，政府部门审批时间只有44个工作日，但涉及的28个中介服务需要的时间达320天。“某些前置审查事项往往需要提供大量的评估论证，其中许多被指定或变相指定给了‘红顶中介’组织，这些机构服务费用高，程序繁琐复杂且难以显示必要性，影响了办理时限，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企业反映强烈。”全国政协委员张守志提出。

针对这个问题，不少委员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朱之鑫常委认为，要破除“红顶中介”，应该放宽中介机构的准入条件，切断中介服务利益链条，规范中介服务收费。

张守志则认为，必须确立中介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让企业自主选择中介服务。同时，要规范中介服务，建立企业和中介机构信用档案制度。

针对此问题，就在7月8日，中办、国办刚刚发布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红顶中介”帽子彻底摘掉的那天指日可待。

“大数据”带来工作创新

取消审批事项，不代表取消政府职责，事实上，审批环节取消后，对政府事中事后的监管职能要求大大提高。不少委员担心，政府在监管方面存在经验不够、能力不足、保障不到位的困难。

利用“大数据”提高政府信息互通和实时监控水平，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保障。任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全国政协委员张新介绍了上海自贸区的相关经验。据他介绍，在上海自贸区，资本项目实现可兑换后，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金将按照规则自由流动，取消前置审批。

那么，面对资金自由跨境流动的潜在风险，该如何防范呢？“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会同金融机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建成了自由贸易账户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可实现逐笔资金的24小时实时监测，一旦资金流动发生异常，电脑系统会立刻拨通管理者的电话。”张新委员认为，一个强大的信息管理系统，会带来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管理的革命性变化。

全国政协委员王红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信息数据库及全国统一的在线行政审批平台。加强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数据共享，规范程序，优化流程。当前要特别加快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全国统一在线审批及监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