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心里话，非常惭愧，我没给国家做多少事情，还劳大家这么兴师动众。”他一贯平缓的语调突然加快了点，脸上迅速闪过几分羞涩。在众多媒体注视下，8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文兴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话，开始了他的开场白。

“我做过的研究，主要包括光化学烟雾、煤烟型污染、酸雨监测及环境量子化学，”说着，他低下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向记者强调，“这些课题，每一个动辄需要几十人参与，有时甚至成百上千人。”

虽然王文兴自我评价是“一名大学水平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王文兴却是一位“殿堂级”人物，几乎无人不晓。

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对王文兴充满敬佩：他是我国大气化学的奠基人。现在提起大气环境容量，大家已不陌生，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是在他的带领下开展了相关研究，污染物总量控制理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

不过，更让柴发合打心眼里佩服的是，这位国内环境科学界的“泰斗”早年从事催化研究，53岁才“转战”环境领域。

此前，王文兴在催化研究的科研道路上“纵横驰骋”，建树颇丰——在国内率先开发了催化剂测定和催化反应研究新方法。1980年，由于工作需要，王文兴被派去筹建国家环境科学研究院。虽然环境化学专业和自己专业接近，可此时的王文兴已年过半百，不再年轻了。

一切从头开始，谈何容易？

深知时间紧迫，王文兴一手抓环科院建设，一手搞科研。“当时，环科院还在北京北郊的一个农村，冬天临时工棚里冷风嗖嗖，晚上要戴着帽子裹着棉衣睡觉。虽然条件有点艰苦，但不到3年就与同行合作拿到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忆及当年，王文兴有些欣慰地笑了。

这个获奖项目就是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兰州光化学烟雾研究。通过历时3年的现场观测，王文兴发现，兰州地区光化学烟雾为石油化工型（来自石油化工废气的光化学反应），与美日等国城市光化学烟雾和霾形成机理不同（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并据此提出控制对策。很快，兰州摘下光化学烟雾污染城市的帽子。

此后，凭借个人超常付出，王文兴及团队在环境科学的大道上越走越顺：

查清了晋中地区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颗粒物等污染物）浓度的时空分布、转化和传输规律；

通过现场观测和计算得到太原、沈阳两地区主要大气污染物的环境容量，并制定大气污染控制对策，由此建立了大气环境容量的理论概念和技术方法；

首次计算了我国重要大气污染物和酸雨前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氨的全国历年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地理分布；

首次观测得到全国降水酸度和离子浓度地理分布，发现我国酸雨面积已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拿到我国环境科技领域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行来函进行交流；

率先将量子化学研究方法引入环境化学领域，并取得重要进展。

“我国是化石燃料消费大国，没有发生伦敦烟雾那样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区域性酸雨也没像在欧洲、北美那样导致大面积森林衰亡和湖泊鱼虾死亡，这与王院士的研究密不可分。”柴发合深有感触地说。

王文兴的贡献，业内有目共睹。但对熟悉他的人而言，他身上那股对科研痴心不改的劲头更富感染力。

1965年，当时的化工部准备提拔王文兴担任西北涂料工业研究所副所长。得知这个所的任务是研究涂料，跟自己的专业毫不搭边，他先是拒绝了。“可再怎么着，个人得服从国家呀。”到了涂料研究所，他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向化工部申请做原来的研究，“不管什么地方都成，只要能做回‘老本行’。”再三请求下，化工部同意了。于是，王文兴到了天津化工研究院，一待就是10年。

1976年，“幸运”再次降临王文兴身上。天津市成立环境保护办公室，市委组织部让王文兴当副主任。想到又要抛弃业务了，王文兴硬着头皮拖了半年。这时，有人给他传话，“说再不去就要处分我了，我想这回麻烦了，就去报到了。”说着他笑了。“我记得很清楚，报到时有人说‘给你连升两级你不干，给你处分你才来’。其实，我没计划长期干，晚上都在学习业务，准备一有机会就做科研。”

不得不“当官”的那几年，王文兴撰写了我国催化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工业催化》，并与几个同行合作翻译了一部日文专业书，但他总觉得“还不过瘾”。

机缘巧合，王文兴进了环科院。事实上，这一机会同样来之不易。那时，天津市环保局想让王文兴任代理局长，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也极力挽留。无奈之下，王文兴请求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以借调的名义去筹建环科院，天津市这才同意。这一借就是三年，期间王文兴的任命书早到了，但他不管不问。

“后悔当初的决定吗？”记者问。

“没啥，我就是喜欢搞研究。”王文兴再次呵呵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