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摘自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排污权使用费由地方环境保护部门按照污染源管理权限收取，全额缴入地方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排污权出让收入统筹用于污染防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试点地区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排污权出让收入使用情况的监督。

——摘自《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回顾2014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用了一个词形容——前所未有。

从《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的印发，到退耕还湿试点的推进，再到新环保法的审议通过……2014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蹄疾步稳，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涉及面之广，都为空前。

回应百姓期待，解决“心肺之患”，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正发挥巨大的牵引作用。

“两只手”都发力

一个10万千瓦的环保设备，每天正常运转成本是50万元，不开也就罚1万元。“50∶1，谁不会算这笔经济账？环保设备‘睡大觉’不足为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对此常常感到痛心不已。

不过，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环保法让信春鹰松了口气。新环保法规定，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可按日计罚，拒不改正者还可处以10天至15天的拘留。

“我国正面临着雾霾等诸多环境问题，‘史上最严’新环保法的实施，是针对我国严峻环境现实的一记重拳。”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表示。

新环保法的审议通过，只是我国不断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坚决向污染行为说“不”的一个序曲。

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纳入2015年的立法计划，土壤环境保护法初步形成了法律草案，湿地保护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工作在各省陆续开展。

用刚性约束为生态文明保驾护航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更加注重运用无形之手——市场的力量，是更重要的一面。

这一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提出到2015年底前试点地区全面完成现有排污单位排污权核定，到2017年底基本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发布，要求在重点行业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污染治理等领域，大力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由排污企业付费购买专业环境服务公司的治污减排服务。

“生态环境治理需要综合运用行政命令、市场激励和法律法规等多种手段，共同推进，才能收到良好效果。”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如是评价。

“指挥棒”变绿了

依据新标准，74个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比例仅为4.1%；我国地表水总体为轻度污染，劣Ｖ类水质的断面比例为9.0%；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林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0%。

雾霾天气、水质恶化、土壤污染……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背后，日益积累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显现。“建设美丽中国，需要一种新的创新激励机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引导中国走向绿色之路的重要途径。”夏光说。

过去，一些地方常常将发展简单理解为GDP的增长，关键时刻经济发展优先，环境保护靠后，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GDP。新形势下，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应如何统筹？做好这道题，考核指挥棒的转变至关重要。

2014年，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改革实施规划制定。“作为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依据，如果官员任期内由于监管不力，造成自然资源资产贬值或下降得过多，将不被提拔。”业内人士解释。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印发后，首次提出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考核指标和终期考核实施质量改善绩效“一票否决”，给各级政府戴上环保“紧箍咒”。“考核既是激励措施，又是鲜明导向，注重群众直观感受的考核将加速推进地方环境管理模式转变。”环保部副部长翟青说。

广西金秀县的变化正是一个缩影。雨后，驱车前往广西金秀大瑶山，青山如黛，更显婀娜。“现在广西不再考核金秀的GDP，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城镇化这‘新三样’取代了GDP、财政收入和工业化的‘老三篇’。”金秀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吴建春告诉记者。

此外，考核指挥棒向“绿色”倾斜的可喜变化已在各地涌现。过去一年，陕西省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作出重要调整，各市超额完成GDP增长任务的不再加分，生态环保指标则由原来的12分增加到25分。

南京市政府明确，将PM2.5年均浓度下降及10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各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70余个县市明确取消了GDP考核。“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对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把握更加科学。”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说。

划定“生态红线”

2014年，历经多次修改完善，天津市海洋生态红线区正式敲定，此次划定的海洋生态红线区包括219.79平方公里海域和18.63公里岸线。

根据确定的生态红线区范围，天津市海洋局表示将围绕生态红线区水质达标率，提出具体的污染物排海管控措施和修复整治工程，确保至2020年控制天津海域生态红线区水质达标率不低于80%。

像天津这样，根据环保部印发的《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展开生态红线划定工作。

苏州市划定生态红线区域3205.52平方公里，其中一级管控区面积为141.76平方公里，区域内严禁一切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贵州省划定9条林业生态红线，提出到2020年，林地保有量不少于1.32亿亩，湿地面积保有量不少于315万亩；安徽省划定4条生态红线，提出到202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35%……生态红线划定正稳扎稳打地推进。

倘若缺乏健全的保障机制，生态红线的划定只能是“纸上谈兵”。如何严守生态红线，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是红线落地的突破口。

过去一年，浙江省将地方公益林补偿标准由最初的每年每亩8元提高到每年每亩27元；中央财政安排6.4亿元，在21个国际重要湿地或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打响环境保卫战，成效初显。截至目前，我国公益林有效保护面积达到23.6亿亩，退耕还林工程累计造林4.4亿亩，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5万平方公里，我国生态状况总体呈现生态恶化态势得到初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