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已持续20多天，“占中”者们的所作所为表明，所谓争取真普选的“和平行动”已变质，“占中”对香港的民主和法治造成了实质的破坏。《经济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

记者：香港一向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特区政府也一直积极要将香港打造成区域法律服务中心。请评价香港的法治环境对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支振锋：现代法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秩序，一个是权利。法治要保持秩序，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没有秩序别的都无从谈起，在此前提之下，就是权利的保障。法治就如一个天平，秩序和权利两端不能失衡，失衡了就不是好的法治。而香港正是因为能够厉行法治，才能保持稳定的环境，从而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旅游、贸易目的地。

最近二三十年，很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做过研究，发现法治和经济发展是正相关关系。法治有两个要素：首先是有一套明确的规则，即做事有章可循，并通过透明的机制、形成问责体系，约束公权力的滥用，达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权力受到约束的政府。第二，有独立的司法机关。司法机关能够作为中立的仲裁者，为纠纷双方提供基于法律的客观判断。法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是，经济争议双方能够得到权利救济，公民的财产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各主体才能进行稳定的市场交易。否则，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也就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稳定的市场交易，即法治是支撑市场经济的骨架。

从1842年到1997年，英国在香港维持了155年的殖民统治。在这155年中，香港的经济并不是一直发展得都很好。不难发现，香港的经济腾飞主要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而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原因有二：一是独特的地缘政治。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西方的封锁，香港成了内地对外贸易的桥梁和转运站。因为这个独特的地利，内地和西方的很多贸易都要经过香港来中转。在这个过程中也自然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香港的现代法治框架也是在此之后，即20世纪70年代初基本形成。而在此之前，香港社会存在严重的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以及社会族群撕裂。

经过不断改革完善的现代法治环境，维持了香港的稳定秩序，今天的香港是全世界犯罪率最低的地方之一。加上港口贸易地利，全世界的投资者才会愿意到香港寻求营商发财的机会。所以，香港的经济发展是伴随法治进步而得以腾飞和持续的。

记者：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自由贸易港，法治是香港的软实力之一。“占中”导致法治环境受损，将对香港的国际经济地位和优势产业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

支振锋：如果“占中”继续，在破坏香港法治的同时，必然影响香港的收入稳定，所有的产业势必会受到波及。

香港的优势产业主要是服务业，说到影响首推金融业。金融业与投资、资本市场密切相关，存在一定程度的投机，更需要稳定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市场是否稳定、权利能否得到保障尤为敏感。如果“占中”持续，香港法治遭到严重破坏的话，与金融紧密相关的港股、资本市场都会受到冲击，导致资金转移甚至资金不敢进入。

旅游业也是香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游产业辐射广，涉及的就业群体大。“占中”持续必然会带来社会稳定受损、交通不便，甚至人身安全可能受到威胁。“占中”事件以来，香港旅游业，以及相关的餐饮、零售、酒店、娱乐等行业已经受到了明显的不利影响。长此以往，香港旅游业将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转口贸易是香港的传统优势产业，而对外贸易也需要稳定的市场供应、良好的交通秩序。总之，“占中”继续下去的话，香港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不良影响。各产业受到影响的合力对香港经济很可能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记者：法治是社会运转的底线，“占中”对香港法治造成的损害将给香港社会运转带来怎样的深层次影响？

支振锋：“占中”对香港法治的损害是不言自明的，对整个香港社会造成的损害可以归结为社会秩序受破坏、市民生活受影响、经济发展受冲击、公共服务打折扣、社会治安在恶化。甚至最终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很多惠港、利港政策无法施行。如果任由“占中”持续下去，整个香港社会很有可能会进入长期的不安定、不确定状态。香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香港不堪所谓追求民主的“占中”所带来的负累。“占中”者们无力为这样的沉重后果买单，“占中”损害的是700万香港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