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新士”的文化精神，以新的文化精神品格焕发生机，推动传统文化复兴

传统文化在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符号体系和精神品格,其中“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符号体系中的代表。钱穆先生曾讲到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士”的精神，要有中国的“新士”。何为“士”，孔子说“士志于道”，道是人生大道，天人合一便合在道上；孟子说“士尚志”，所谓志即是志于道，士要肩负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文化理想。士除“道”的精神外，“仁”的精神也是其核心，在《论语·泰伯》中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和“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的表述，前者可以理解为“士”的使命，而后者则为其精神品格。

中国传统“士”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朝代更迭、物是人非，从礼乐看，能够持续传承“士”文化的载体不多，从传承的连续性和代表性来看，“古琴”理所当然成为记载传统“士”文化的重要载体, “士无故不彻（撤）琴瑟”是对两者关系的贴切描述。在历史上，士一度成为琴人的中坚力量，古琴也进一步“士”化，成为士的精神寄托。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古琴同样遇到其他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冲击，如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特别体现在西方音乐文化标准、审美标准对古琴的影响，使得古琴文化被排挤到边缘文化的位置。同时，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古琴文化遭受了多次社会变革的冲击，甚至使古琴文化传承出现了断层。但从今天来看，古琴文化又焕发了新的生机，特别是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古琴的传统文化基因和精神品格又再次得到了认可，并赋予了古琴新的使命和内涵。这种蜕变，也为“外礼内仁”的传统士文化精神重塑提供了借鉴。

首先，应袭故而弥新。古琴的传统文化传承，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曲目并创新，做到与时俱进，有新的时代意义，如古琴文化对自然观、和谐观的塑造，引发当代人对生命和自然价值的思考，甚至是心灵的静修，这都为古琴文化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样，士文化有中国历史发展的土壤，有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承的价值，特别是士的“道”、“仁”精神品格，对兴国安邦的使命感，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当前知识分子等阶层的信仰真空，重塑当代“士”精神，在“新士”的精神品格塑造中，除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外，还要结合时代变化有所延伸，融入当代法治社会下的规则意识和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革新精神。

其次，要兼容而并蓄。在全球化环境冲击下，古琴文化难以走向国际，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文化沟通上的障碍，如古琴文化讲大音之希，实际也区别了西方乐器和声的运用，而古琴之韵，在西方音乐欣赏中难以理解，在审美上难以达成共鸣。同时，在国内，随着社会审美观的发展，大众审美情趣的迁移，缺乏新的创作，也导致古琴脱离了社会需求。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以及人们精神消费的需求，在坚持“雅正韵和”的基础上，古琴从琴体、题材、技法、表现力等方面也进行一系列创新。如通过提炼古琴文化的特定元素，创作新的曲目，在保留古琴文化“中和”、“大音希声”、“含蓄”之美的同时，融入现代气息和元素。同时，在传统减字谱的基础上丰富了简谱和五线谱的记谱方式，尝试五声调式与现代音乐调式的衔接，方便了音乐的传播，更重要的是，把古琴音乐从琴者内心走向听者互动，增强古琴文化语言的沟通，让更多的听者学会欣赏古琴音乐，喜欢传统文化的内涵，真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

中国传统士文化，既不能简单地复古，也不能脱离时代的发展。在传统文化保留较好的地区，能够看到对士文化的推崇和传承，这些都大大提升了人们的传统文化素养。可以借鉴古琴传承发展的经验，重新构造“新士”的文化土壤，加强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调和，增强文化影响的有效性，解决国与国之间、地区之间文化差异带来的困惑，回垦已近荒芜的价值荒原。另一方面，重塑“新士”的文化精神，注重“仁、礼”要求和人文精神，以新的文化精神品格焕发生机，推动传统文化复兴，以中国独特的“新士”文化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