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辽宁省档案馆筹办的《辽宁人民抗日斗争史实展》在沈阳浑南新馆开展。一系列档案相继公布，有力地揭露了日军侵华时期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

在展出的200余件档案和图片中，一份名为《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审判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尤为引人关注。判决书中记载“民国21年9月16日由日本守备队防备队及宪兵警察等，将平顶山居民约2800余人进行屠杀并将全村焚毁”等的犯罪事实，这也为当年日军制造抚顺平顶山惨案、在华屠杀提供佐证。

据了解，1945年11月6日，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秦德纯为主任委员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相继在各地逮捕和审判日本战犯。不过对于这次审判，辽宁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当时国民党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其中，对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成为这次国民党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最大的败笔。又如，东北行辕法庭的工作，始终没有真正展开。东北是日本侵略时间最长，日军犯下的罪行数量很大的地方。对日审判开始后，战争调查委员会到东北搜集证据。1946年10月16日，战犯处理委员会东北督导组组长邹任之少将到上海，向各界揭露日军侵占东北14年所犯罪行。他列举了几项重大事件：1934、1938年“东边道”大讨伐，1935年敦化地区大扫荡，日军残杀抗日武装和百姓数千人。还有日军制造的抚顺平顶山惨案和万宝山惨案，都是震惊全国的屠杀国人事件。调查组还揭露了大连日本“关东州”警察局档案中对中国人的抓捕和酷刑，以及在东北经营贩毒等罪行。这些罪行，本应由东北行辕军事法庭审理。但是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后，将几十万日本“关东军”战俘押往远东。1945年12月4日，战犯处理委员会请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请求引渡日本战犯，但苏联方面未予受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才将东北地区日本及伪满战犯引渡回中国，1956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的特别法庭进行审判。

在沈阳，提起北陵电影院，几乎尽人皆知，但要说“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旧址”，知道的人却并不多。这个曾被改造成电影院的建筑物，如今的新名字叫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亦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分展馆。

军事法庭旧址是一幢古代风格斜檐闷顶的两层小楼。金色琉璃瓦，大红油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走进法庭大门，内部装饰也尽可能复原当年场景，如吊灯、雕花窗格等，带有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历史气息。

陈列馆以复原当年审判场景为主，审判席、被告席、公诉人席、证人席、辩护人席，均按照当年陈设布展。

这座建筑始建于1954年，当时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俱乐部。1950年7月，根据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规定，中国开始正式接受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的侵华日军中被苏军俘获的近千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移交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4年1月，中央决定审判这批日本战犯。

为了审判日本战犯，1954年1月，中央从检察、公安、中联部等系统抽调了350多人，组成侦讯队伍。中央决定成立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李甫山任团长。1954年3月，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侦讯工作。原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郭春来就是这支侦讯队伍中的一员。据老人回忆，侦讯工作有两大难关：一是手头掌握的证据少，二是日本战犯顽固不化。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反驳他们、让他们低头认罪，真是难于上青天。于是，工作团开始进行艰苦的调查取证。一方面是内调，到东北四处调取档案和文件；一方面外调，奔赴各地寻找人证物证。

从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如山的铁证面前，战犯们的思想堡垒崩溃，开始供述他们的滔天罪行。

缜密的侦讯工作为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当时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起步，刑法、民法、诉讼法等等都未来得及制定，只有一部宪法。于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决定，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56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首先在沈阳开庭，对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次审判，就是由袁光担任审判长。法庭出示了大量的物证，并传召包括日本下级官兵在内的许多证人出庭作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这8名日本战犯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在连续几天的庭审中，证人们饱含血泪的控诉，战犯们令人发指的罪行，使法庭的气氛整日笼罩于巨大的悲愤和压抑中。旁听的代表们和参审人员，经常是饮泪而泣，满堂唏嘘。

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8名被告人一一低头认罪，愿意诚恳接受法庭的正义判决。经过3天评议后，在19日上午8时30分开庭宣判：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铃木启久等8名战争罪犯有期徒刑二十年至十三年不等。

在沈阳开庭审判后，特别军事法庭6月10日至19日、6月12日至20日分别在太原审判了两个案件:一个案件是富永顺太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另一案件是城野宏等8人战争犯罪和反革命犯罪案。

特别军事法庭又于1956年7月1日至20日在沈阳市开庭审理了武部六藏等28人战争犯罪案。

为了核实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日本战犯的罪行，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被要求出庭作证。

时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东北分校教员的权德源在法庭上做材料整理等工作，今年83岁的权德源老人回忆当年法庭内外的具体情景，仍感觉历历在目，审判被告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时，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溥仪长得细高、长脖子、戴黑框眼镜、穿一套犯人穿的蓝色衣服。他在证人席上站稳之后头一句话是“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汉奸爱新觉罗·溥仪”，之后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书面材料，揭发控诉伪满洲国最高权力机关总务厅的罪恶和被告古海忠之的滔天罪行。

7月20日，法庭对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罪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十二年不等。

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国际社会审判日本战犯的延续，也是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