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学习效果远比出国考察规模、花费更重要。

新的《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今年1月起实施，春节过后的全国财政预算都要以此为准。它与使用了12年的旧办法相比，主要侧重控制出国规模、规范经费管理两方面。我认为，公务出国应该节约经费，但更应该提倡效果的重要性，把一路收获拿出来“晒晒”，可能有所裨益。

翻看历史，从俄罗斯“彼得一世改革”到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曾启动过大规模、有组织的公务出国活动。彼得大帝曾花巨资，组织250人的庞大使团，他以下士身份，使用假名参与其中。访问期间，他学习军事，做过工人，当过船长，并遍访工厂、学校、博物馆、军火库，甚至还参加英国议会会议，获得大量一手资料，为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础。日本当时派遣107人的岩仓使团赴欧美考察，由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后来先后主导日本政坛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为副使，各部要员几乎全体出动。使团行前拟定详细考察大纲，明确分工。这次考察虽然耗费政府年收入2%的巨资，但确实对日本近代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公务出国需要节约经费、控制规模，还是要重在效果。

中国历史上有组织的公务出国很大程度上学自俄日两国。在“戊戌变法”中，光绪朱笔钦定傅云龙等12人分赴欧、亚、南北美洲学习、访问，启动第一次大规模公务出国，但目的仅是“详细记载，以备查考”，最终成为一次华丽走秀。上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廷模仿岩仓使团，启动历时9个月，花费白银50万两的第二次大规模公务出国，即著名的“五大臣宪政考察”。学习成果倒也颇丰，先后上奏折18份，撰写《列国政要》等书籍若干部，提供了宪政等方面的丰富资料。但与日俄使团深入基层、全面学习不同，“五大臣”主要与上层人士接触，侧重了解各国政治制度。回国后提出的预备立宪政策不接地气，并炮制出“皇族内阁”，最终失去改革的有利时机。国民政府建立后，延续下来的公务出国制度，有时甚至成为当权者打压、排挤政治对手的手段，像冯玉祥被蒋介石派往欧洲考察水利就是此例。看来，有组织的公务出国活动兹事体大，效果应放在首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派遣人员出国学习、培训、参加会议、合作洽谈等活动，吸取治理经验，了解先进技术，加强国际合作，仍应是重要的制度安排。同时，我国目前在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各领域广交朋友、加强沟通、取得共识也是重要途径。这些都需要加强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层次交流，但对公务出国效果确实应当反思。前一段时间曝光的出国考察“巴西老干部问题”固然值得批评；而某官员宣称住房政策上“空闲3年，房产税翻倍；闲置5年，组织流浪汉入住；闲置7年，收归政府”的所谓德国经验，更是暴露了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公务学习效果远比出国考察规模、花费更重要。

所以，我们不妨将适宜公开的各个层次公务出国报告，在网上晒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