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改革体制才能消除弊端
《决定》的酝酿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取得连年增产,农产品日渐丰富,需要有通畅的市场和销售渠道,农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日渐旺盛。而城市改革虽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上却仍然沿袭着计划体制运转,存在着严重的弊病。
第一个弊病是,政企不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失去了自主权,结果宏观经济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严重压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个弊病是,条块分割。把完整的国民经济分割成众多的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造成部门壁垒、地区封锁,限制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影响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合理地发挥。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造成大量物质和时间上的浪费。
第三个弊病是,单纯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主要不是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在起作用,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第四个弊病是,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很严重。分配没有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整个成为大锅饭,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1982年9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尤其是1984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经济工作的中心逐步由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
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理论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这就是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现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从实践经验看,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靠发展商品经济度过了危机。我们不提商品经济,逻辑上也讲不通。
《决定》的重大意义
——回应了人民的愿望,顺应历史的潮流,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决定》十分明确地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是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央有必要也有可能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适时将改革的量变转化为质变,并用新的理论升华实践当中的成功经验,才能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为当时的改革探索指明了改革的原则方向,进一步确定了改革性质、目标、任务和基本蓝图。《决定》让人民群众明确了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因此,这就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
——明确了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巩固了之前一系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并指明了未来的工作重心。《决定》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强调尊重价值规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回答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改革前进的理论问题,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为我国的改革指明方向。《决定》在计划经济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环境当中,用智慧的表达方式,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契入了足够分量的市场因素,不仅为当时的市场化改革获取了合法性,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出台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确定了价格改革的总体原则和思路,充分阐明了价格体系改革的重要性。《决定》指出,改革价格体系关系国民经济的全局,涉及千家万户,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根据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力负担的可能,在保证人民实际收入逐步增加的前提下,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从政企职能分开的角度,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十分重要的改革命题,启动了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进程。《决定》的朴实文风和切实要求为转变政府职能这一重大历史性的改革命题作了极好的注脚。
——吸收农村改革经验,打破平均主义,强调按劳分配原则,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决定》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丰富和发展,而且从人民群众切身的利益出发,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为改革争取了更广大的民心民意。
——要求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并扩大开放,为非公经济的逐步壮大和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内地位的逐步提高奠定了基础。《决定》不仅在政策上给予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以支持,肯定了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一系列做法,回应了之前一度对特区的否定怀疑之风,而且还提出要给予法律上的保障。这些极大地振奋了非公经济主体信心,促使非公经济发展壮大并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