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很高兴访问你们的报社，贵报主要刊登经济新闻，和我们报差不多。

安岗（以下简称“安”）：但我们报比你们年轻得多，才两年。不过，中国报纸的年纪要是同邸报联系起来计算，就有两千年历史了。

记：是否能介绍一下你们报纸最重要的报道思想是怎么考虑出来的？

安：《经济日报》是我参与创办的第五张报纸。第一张报叫《胜利报》。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正进犯中国，我在山西当游击队长，当时我是一手拿枪打日本，一手拿笔写文章。1938年，我们建立了根据地，出版了那张报纸,是朱德为我们写的报头。

我遇到的第一位新闻记者就是美国人，名叫史沫特莱。那是1937年，会见是在山西河顺县西拐镇太行山最高的山顶上进行的。

她当时穿了一身八路军的棉大衣，坐在一块石头上和我谈话，我对她说，“你应该坐在石头后面，山上的风太大”。史说，“我喜欢风！”她的性格对我很有感染力。她问我，“你对打日本的胜利有没有信心？”我是个年轻人，比较调皮，说，“你为什么到这个山上来？到这个山上来的人都有信心！”史沫特莱满意地笑了。

记：当时你多少岁？

安：18岁。后来，我又在晋冀豫三角地区出了个《晋冀豫日报》。

第三次是1940年参加《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办，那是我们党的北方局机关报。写社论太枯燥，我就向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要求到前线去打仗。1945年，我成了新华社特派记者、晋冀鲁豫前线通讯社社长。这期间，我认识了另外一位美国人——马歇尔。当时，我去南京采访停战谈判，我问马歇尔，“美国人为什么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马歇尔答道，“我是为和平而来的。”我说，“但愿如此。”战争还是打响了，我们建立和巩固了根据地，达到5000万人口。再往后，刘邓大军南下了，上级要我参加筹办《人民日报》。

现在，我是惟一还活着的《人民日报》创始人。进城时《人民日报》是“三人领导集体——范、邓、安”，现在范、邓已不在人间了，我还活着。《人民日报》报名是周恩来起的。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我去见他们时，周问，“报纸起什么名字好？”我说，“我愿用《解放日报》。”因为，延安时期党中央的机关报就叫《解放日报》。周说，“应该叫《人民日报》，人民好。”多年来，我接触过的中央领导都告诉我，我们的报纸要为人民。从1945年到1982年，我一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198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中央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办一份全国性的《经济日报》。这件事从1978年算起、研究准备了3年，许多人参与，终于在1982年让我来筹办。《经济日报》是我参加办的第五张报纸。当时很多人劝我不要来办这个报纸，认为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可以抱残守缺，捧着《人民日报》这个金饭碗，省得担风险。但我没有犹豫，认为应该试一试，现在已经试验了两年零两个月。我不敢说办得完全好，但已经增加了办好它的信心。

这两年多的《经济日报》有几个特点，头一个就是对中央的精神，用我们可以达到的速度最快地加以报道和评论。比如我今天下午回来说，“中央有个精神，明天让这个精神见报”，他们（指当时在座作陪的几位部门负责人——整理者注）这些做编辑的，不论是哪级干部、哪个部门，都完全可以按要求落实。这样，就能让中央精神尽快与各地干部群众见面。第二个特点：我们提出了一些中央和老百姓都很关心的问题。这类报道在我们的报纸上是大量的。比如今天（2月7日）的报纸——“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决定，国际海员俱乐部向中国海员开放”，这就是在我们的报纸上连续20天进行报道和讨论后产生的效果。我们的记者采访到，上海海员俱乐部盖了一个饭店，不向中国海员开放。我们认为，在国际航线上航行的中国海员也是国际海员，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不应该有差别。我们对这件事提出了批评并且在报纸版面的重要位置持续报道，直到上海的中国海员问题得到解决。总之，这类问题中央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指示，也没有任何精神，是我们独立作出判断的。这样做我们是要冒点风险，因为批评都会有阻力。另外，我们还支持一切先进的事物。2月6日的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中国同日本合作的“大冢”药厂，生产的药品质量很好，可一些医院宁愿用低质药品也不愿买好的，导致这家合资企业的好药品都积压在仓库里，生产难以为继。我们认为，不能让这样的企业倒闭，就在昨天的报纸上报道了这个问题，并发表了评论，今天又继续报道，明天和以后还要继续下去。第三个特点是，既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又更多地起用年轻人。我们报社人员的平均年龄是33岁，许多部门负责人都只有30岁左右。

记：我想请你回过头来再详细谈谈第一个特点。中央有些会议你们报社可以参加，这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制度与你们不一样，因而美国人对此不大理解。你是否参加中央的会议，或者直接与中央领导对话？

安：重要的不在于我个人是否参加会议，而是我们党有个传统，要通过报纸指导工作。

记：你们中国的报纸是否有个级别，贵报与一般单位相比是不是要高一些？

安：我们办报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搞“官气”。我们的报纸是党中央领导的报纸，是中央党报。中央党报共有3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

我们已经创造和将要创造几个中国的报业第一：

其一，出版时间是各报最早的。现在，每天下午就能在香港的报摊上买到当天的《经济日报》。要做到这一点，报纸必须在凌晨两点钟之前付印，很紧张，不然在香港就看不到。2月份以来，我们做到了天天都在两点钟之前付印。

其二，第一个用电脑排版编报。下一步还要争取第一个使各个采编部门普遍用上电脑。

其三，发行量的增长速度全国第一。中国的报纸有个惯例，每年的1月份发行量都要下降一些，这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今年1月比去年12月增长了4万多份，2月份又增长了4万多份。去年，我们的发行量月均增长3万份，今年的增长幅度将会超过去年。

其四，我们要兴办多种事业。除了《经济日报》，还办了《第三产业报》、《中国花卉报》等报刊。花卉市场不能小看，世界花卉年交易额已达400亿美元。我们还在上海组织了信息交流活动，成立了企业家俱乐部。

记：据说《经济日报》要在香港出版英文版，有没有这个计划？

安：有，正在办。我们已经在香港办了《中国经济新闻》英文周刊，将来还想在香港出经济日报报系的中文报纸，也争取在美国、在欧洲出《中国经济新闻》英文周刊。

记：你们的总书记要求你们的报纸以经济为特色，是不是说可以不注意政治问题了呢？

安：那是指我们的报纸不要办成一般性的政治报纸。我们的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因而，我们要抓宏观经济，抓国际经济，抓经济理论问题，不仅发表一般的经济新闻和评论，而是要在报纸上反映出这“三抓”来。我们去年开了两次中青年理论座谈会，其中莫干山那一次就收到了1300位中青年学者的理论文章，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央很重视。今年4月份，我们还要在四川再召开一次中青年理论讨论会，讨论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价格、工资、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层建筑如何为经济基础服务、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等等。

记：对政治问题，你们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

安：参与者。我们始终把政治工作视为经济工作的动力。比如精神文明，没有精神文明，搞经济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报社内部，我们也这样要求，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争创一流。现在，我们的报上每天都有一段罗开富从长征路上发回的专电，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已经去访问正在沿当年红军长征路徒步采访的罗开富了。罗开富是我们的榜样，他每经过一个省，我都要去看他，看他怎样爬雪山，怎样过草地，怎样采访、写稿。

记：没有多少记者能做到这一点。

安：我们要为记者创造条件，让他们得到锻炼，成为名记者。

记：你刚才谈了不少报社兴办各种事业的情况，我很感兴趣。但我对另一个问题同样感兴趣，那就是你个人的工作情况。

安：我自己一天要上3个班，白班、中班、夜班。报纸版面的大样，绝大部分我要看，重要的选题得和编辑们一起商定，社论我也参与起草。

记：能否具体告诉我，哪篇社论是你写的？

安：我们是集体撰写，参与定题和写作的可以说人人都有份。

（节选自《安岗同志接受班妮特记者采访的谈话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