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陈锡文，是一个愉快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说愉快，他一个人一讲就是3小时，不用看材料，也不会冷场，有理论有数据有故事，似乎没有什么难题令他有所迟疑；说“痛苦”，记者整理采访笔记就比较“痛苦”了，新东西太多难以取舍，信息量太大难以“消化”。

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他对农业太熟悉了！熟悉到能够清晰地回忆每个重大文件出台的背景，熟悉到能够精准地说出一串串农业统计数据，熟悉到对美国、日本、韩国农业发展数据和政策也能娓娓道来。

“我搞农业46年了。”陈锡文说。

10年知青，从大上海来到黑土地，生产建设兵团的磨砺让他学会了种粮，学会了与土地打交道，更是种下了他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

1978年恢复高考，陈锡文从黑龙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专业他选了农业经济。

“您当时怎么就想学农业了？”

“一是对经济感兴趣，二是第一次听说有个农业经济系。我种了10年地再考大学，不就想搞农业嘛？！”

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讲起当初的选择，陈锡文还是感到很满意。

从实践到理论，对“三农”的研究从此成了他的职业。

当职业和爱好吻合，那就是一种幸福。

1982年大学毕业后陈锡文如愿以偿进入中国农业问题的权威研究部门，直接参与了诸多农业政策的起草与修订，见证了中国农业的飞速发展。他就像一部农业政策“活字典”，比如，讲城镇化，他能从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第一次清晰表述谈起：为什么是这样的表述？随后的发展变化如何？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有哪些历史欠账？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各方人士是什么意见……

多年的研究工作并没有让陈锡文成为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他始终保持着与农民的“零距离”。

去城市立交桥下跟农民工聊天，去农民家里唠家常……到农村调研成了陈锡文的工作常态，不仅去了中国的穷乡僻里，还去过了韩国、日本的农民家中。政策出台前要到农村调研，得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政策出台后也要到农村去，得知道是否真的落实到了农民身上，还有什么新的诉求。

“农业是生命生产过程。农民是很了不起的。”

“说农民工进城‘两头占’，毫无道理。‘剪刀差’多少年了，咋不说？！”

陈锡文的“农民”情结总是在不经意间流淌。那份浓浓的情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他，就是位地道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