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虽枯燥，但很有说服力——

过去的10年，农民收入快速增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02年增长1.8倍，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

过去的10年，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农村公共设施建设迈上新台阶。农村公路“村村通”目标基本实现，3.26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过去的10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阳光普照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更多转向农村。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济的愿望正在实现。

党的十六大以来，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得到广泛认可，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得到深入贯彻。10年间，一张张写满灿烂的笑脸、一个个饱含温度的故事，述说着发生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变化。

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关键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1，1983年这个比例缩小到1.82∶1，2003年又扩大为3.23∶1。数字的背后是：同一片土地上，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贫富的鸿沟，存在着阻碍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城墙。

审时度势，果断决策，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在“五个统筹”之首。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10年间，中央出台的9个一号文件均聚焦“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9个中央一号文件针对“三农”问题一脉相承，始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在中国农业博物馆，有一尊被永久收藏的“告别田赋鼎”，这是取消农业税后，河北省灵寿县一位农民自费铸造的。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开启了农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从2006年起，我国每年直接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人均减负约140元。

如今，农民不但“种地不再交税”，还过上了“国家给补贴”的好日子。在少取或不取的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民多予的力度。2011年中央财政支农四项补贴达到1406亿元，比2010年增加180亿元，是2004年的9.7倍。

近年来，我国农村综合改革进展顺利、逐步深化，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乡镇机构改革基本完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展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稳步推进。

通过构筑长效机制，一系列长期困扰“三农”发展的体制机制性矛盾大大缓解。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走出一条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发展道路

樊天水是山西省河津市隆升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去年他家的玉米产量比往年高出许多。他说，“去年我用沼液配水施肥，每亩地节省肥料开支100多元。”

老樊所说的沼液是河津市隆兴集团提供的，隆兴集团以前是家焦化企业，经过转型逐步发展成为一家农业企业，企业不仅免费向合作社社员提供沼液，而且对所种小麦统一收购。

近年来，河津市把工业反哺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全市的发展目标，全市60项重点工程中，农业项目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占到三分之二。

一系列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出台，夯实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2004年以来，国家先后启动实施了优质粮食产业工程、新增千亿斤粮食能力建设等一批新的改善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的重点项目。一系列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出台，提高了农业科技发展水平，推动了农业迈向现代化。近几年，国家构建了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了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比2000年提高了15.05个百分点,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向城市，既促进了城市发展，也促进了农民增收。市场要素在城乡间双向互动，抚平了城乡差别。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八连增”，去年总产达到11424亿斤，比2003年增加2810亿斤；农业技术装备水平稳步提高，9年来，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了22个百分点。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不仅补上工业对农业的历史欠账，反过来，也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当前我国约有2.6亿农民工，外出农民工约1.64亿人，“中国制造”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以广大农民工为主体的亿万中国产业工人的成就。

2005年我国开始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截至2011年，全国累计建设或改造农家店突破60万个，覆盖75%的行政村。2009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家电下乡政策，截至2011年，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18亿台，实现销售额5059亿元。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家电下乡”等，既让广大农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又为制造业企业开拓了广阔的市场，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2004年起，成都市先后进行了4次户籍制度改革。2010年出台《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提出在今年实现全成都统一户籍，城乡居民可自由迁徙。

传统的户籍制度，被认为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标志。户籍上附加的社会福利和教育、医疗保障等，让城乡居民有着不同的感受。过去10年间，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我国城乡之间的福利鸿沟正逐步消除，公共服务阳光日益照亮广大农村。

“俺们农民以前一直是‘养儿防老’，没想到现在也能像城里人一样领养老金。”74岁的山西省高平市建宁乡建南村村民张长财从2010年11月开始按月领上55元的养老金。

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公共服务阳光普照广大农村

55元，钱并不多，但它跨越了一个时代。

10年来，我国按照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原则，逐步搭建起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97%的农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5300多万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60%的县，7800多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在快速城镇化的浪潮中，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融入城市。一项项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为这些“新市民”打开方便之门。

今年4月起，在北京工作且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150多万农民工，将享受与北京市城镇职工相同的医保待遇。这意味着，北京市将打破参保人员的身份、地域界限，把农民工纳入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

北京市的新举措，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积累了经验，探索了新路。

今年，民政部出台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指出，今后，就业、医疗、住房等社区服务项目将逐步覆盖农民工，社区在拟订社区发展规划等事项时，也将听取农民工意见。这是中央就农民工融入社区问题下发的第一个专门政策文件。

同时也应看到，相比于城镇职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较低。2011年，全国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比重为16.4%，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为18.6%，参加失业保险的为9.4%。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我国最大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是一项庞大的经济社会工程，唯有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探索创新，才能让万千世代躬耕陇亩的农民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