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当前，在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稳增长摆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而保持投资规模合理增长是稳增长的必然选择。有人会担心，是不是又要出台新一轮大规模刺激政策？加大投资力度会不会成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障碍？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这样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但需要我们立足于当前实际进行理性分析。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助推剂。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它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不可或缺，而且还表现在投资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任何技术成果的应用都必须通过某种投资活动来体现。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对投资高度重视。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投资越多越好。投资的增减必须符合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必须与消费等其他拉动力相协调。如果投资率过高，不仅会导致经济过热，形成“泡沫”，而且会使得各方面条件难以承受，造成经济大起大落。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如果长期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显然会加大经济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低迷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从国内环境看，当前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二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6%，创多年来新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稳定投资是关键。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外需往往受到许多不可预料和突发性因素的影响，其变化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因此，立足扩大内需是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需要，而作为最大国内需求因素的投资，必须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只有这样，才能支撑经济平稳发展、保持就业总体稳定，才不至于出现大的波动。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见效最快，对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而且，我国尚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设备更新升级、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都存在着巨大的现实投资需求。国际经验也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的增减变化存在着倒U字形规律，即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投资在国内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并处于高位。这些都说明，目前阶段我国在民生、新兴产业等很多领域仍有广阔的投资增长空间，继续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速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保持投资合理增长，非常紧要的是注重投向、结构和效益，要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科学发展，防止走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从多年经验观察，有的地方、行业和企业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感受不深，又不善于在宏观指导下认识并把握好投资“量”的增加与“质”的提高的关系、政府有计划投资和市场自发投资的关系，这正是造成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经济忽冷忽热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要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的同时，不断优化投资结构。当前，关键是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不容否认，很长时间以来，谈投资往往更多地指向政府性投资，民间资本在一些垄断行业的发展空间比较窄小，“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仍大量存在，“不能投”的状况极大制约了民间投资活力的迸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民间资本积累很快、总量很大，对市场更敏感、对风险控制更重视，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有利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稳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保持投资合理增长，要努力落实好业已出台的“新36条”实施细则，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政府性投资则应主要发挥导向性作用，引导民间投资更多地投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市政公用和社会服务等领域。

促进投资结构的不断优化，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内容和抓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统筹协调好投资、消费之间的关系，着力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因此，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应把政策重点放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上，努力将稳定投资与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与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与结构调整、技术改造、产业升级结合起来，与开拓新兴市场结合起来，防止投资向高耗能、重复建设等领域转移，切实做好投资的“加减法”。这是解决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需要，也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顺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