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88家国家高新区，历经20年创新创造，在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实践中，强劲引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区域创新的战略高地。

“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１１年，国家高新区营业总收入年平均增长４５％，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有力地支撑了国家经济建设。”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副主任杨跃承说，“回顾国家高新区发展历程，我们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高新技术产业化之路、推进园区科学发展之路。”

创新要素的集聚碰撞，产业集群的辐射带动，资金资源的融汇转化……这些推动我国高新区快速发展的因素背后，是怎样一种合力驱动？为此，记者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西安高新区、杭州高新区等地边访边思——

协调“两只手”

5月中旬，西安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内人头攒动。创业青年施维正精神抖擞地坐在新办企业窗口前等候着。“以前新办企业把所有程序走完，起码得一个月，现在五六天就能办结！”小伙儿难掩高兴。

“平均每天可办理约5000件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承诺时限内按时办结率为100%。”中心工作人员王舒慧介绍起情况来底气十足。

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该如何协调？这是高新区建立伊始就面临的命题。高技术领域的前瞻性与复杂性、技术研发普遍较长的周期、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产业链不同位置主体的多元需求等等因素，从深层次上决定了政府之“手”的核心功能——服务。

这种服务必须是一种全方位、高效灵活的统筹式服务。它既包含宏观层面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又包括立足于各个园区自身特点的具体服务机制。

2010年年底，中关村创新平台成立。一个新型的集中统筹工作机制应运而生：8个办事机构、19个国家部委的37名司局级和处级干部参与、北京市相关部门和区县的110名派驻人员……“平台建设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王汝芳说，“中关村这一先行先试的创新平台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打破了按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传统格局，探索建立了跨层级、跨部门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这为中关村统筹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和组织保障。”

在紧扣高技术产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运用“无形之手”，第一家孵化器、第一家产业技术联盟、第一家创业投资机构、第一个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第一个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评价体系、第一个吸引社会力量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等等在高新区内先行先试、破冰前行。

按市场化运作的公共科技服务类平台也大显身手。陈卫东是杭州高新区内浙江省软件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负责人。他对政府投资向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倾斜的大力举措深有感触：“如果像撒葱花一样把钱投入到中小企业中去，很有可能效率不佳，力度不够，发展公共平台让企业各取所需才是捷径，这本身就是对市场规律的一种遵循。”

“两只手”在高新区只有以“服务”为纽带方能实现协调互补——这是我国高新区20年发展过程中探索达成的集体共识。正如西安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红专所认为，高新区在未来的竞争发展中要保持高速发展态势，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创新服务来获取发展动力，不断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探索，推动高新区全面进入创新发展期。

破解“两张皮”

喝杯咖啡就能完成一个创业梦？多数人难以相信。但如果你走进被称为“草根创业者聚集地”的中关村车库咖啡这类新型的创业服务组织内，目睹人们带着创意、资金等各类资源热火朝天的交流场景时，一定不会质疑。

谁能直接粘合科技与经济分隔的“两张皮”？跃跃欲试的创新创业人才不可或缺。而要人才发力，资源整合力强、激励效应大的创新环境至为重要。这一环境既需要管理部门的精心营造，也需要创新主体能动性的集体强化。

2010年年底实施的“1+6”新政正在中关村推行得如火如荼。“1”指中关村创新平台，“6”即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试点等6项先行先试政策。注册于中关村示范区北京理工大学校内的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就是这一新政庞大受益群中的一员。

2011年10月，工信部批准了理工雷科的股权激励方案，同意北京理工大学将其对理工雷科600万元无形资产出资中的180万元出资奖励给该学科以毛二可院士和龙腾教授为代表的科研团队的相关教师。消息一出，令人振奋！“教师想做成果转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理工雷科董事长戴斌表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顽石”终被撬动，科技经济“两张皮”逐渐融合。

王汝芳对这6项新政作了精要分析：股权激励和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从激发人才、高校院所等创新源头的积极性出发，探索建立了创新型经济的长效激励机制；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革和税收政策试点，着重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探索建立了有利于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引导机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试点和建设统一监管下的全国场外交易市场，体现了统一的国家政策和有区域特点的地方政策的有效衔接。

在新政策的强力支撑下，2011年，中关村全年实现总收入1.9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实现增加值3062亿元，对北京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4%。

在创新战场上，作为主体的企业绝不能被动而行。时代凌宇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黄孝斌谈起中关村企业家在中央党校培训班时不自觉地流露出兴奋：既能学到实用的理论政策及管理知识，又能和其他学员进行广泛交流。同吃同住几天后，许多以前可能需要艰辛攻关的合作最后轻易达成。“现在我们都特别踊跃，抢着报名参加！”黄孝斌说。对于学习和交流机会的积极把握反映着企业主体意识的升级。

这一点从西安长风数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晓燕的一段话中再得印证：“西安高新区将各项扶持政策落实得都非常好，但企业要真正获益，还是需要自己练好内功，尤其在进行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资本运作时，自己更要有优质的项目和运营团队，这样才能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也才有可能获得更大成功。”

建设“一座城”

在四面高耸的现代化办公楼间，亭台花树绕着一池绿水，一群金鱼正在水中争食——这是记者走进杭州高新区内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时见到的一幕美景。“工作人员休息时可以在这儿散步喂鱼、喝茶聊天，我们都把这儿叫‘小资园区’。”聚光科技研发部总经理贺文华笑着说。这家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已自觉地融入到高新区“美丽新城”的发展理念中。

从上世纪80年代的“酝酿试点”，到1991至2000年的“创建成长”，再到2000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整顿发展”，继而是2008年以后至今的以产业升级、效能提升为特征的“二次扩张”。杨跃承在概括我国高新区20年发展历程时总结道：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化发展，城市化发展最终推动整个社会发展——这是高新区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条价值链。

“高新区从最初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过渡到经济发展载体，未来则将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高新区最终将是一座全方位条件全面优化的美丽新城，是一种现代化的新型社会形态。”杨跃承说。超越科技、经济和产业范畴，日益强调城市及社会属性——这是未来科技园区发展的总体趋势。

然而，挑战依然存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变‘聚集’为‘聚焦’，以提升园区的承载力。此外，内外部的竞争也更加激烈，需要做好全方位准备予以应对，最为根本的措施就是进一步增强整体的创新力。”西安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姜建春道出了一部分当前我国高新区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

衡量我国高新区发展的总体状况时，一位专家给出了中肯评价：我国一些高新区的发展活力和速度不亚于甚至超过了世界一流园区，局部的小环境已经比较完善，但要全面优化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谁来加速这一过程？谁是这一座座新城的建设主力？

一位国外知名专栏作家与中关村的年轻创业者深入交流后，在发表于《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常常会担心中国的研究者们日益增长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和专利的申请……然而，他们的担心却没有在点子上。中国的真正优势在他的下一代人身上——那些毕业于顶尖高校并成为企业家的年轻人……他们聪明、有动力、有雄心……他们毫不迟疑大胆想象、敢于冒险、雄心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