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王振义院士的言谈，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柔和、温暖、松快自在。刚刚荣获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位87岁的老人看起来心情不错，他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不要把王振义个人神化了。”

这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癌症诱导分化第一人”、名震国内外血液学领域的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在获得国家科技最高荣誉之际，是如此的轻松淡定，让人由衷感佩：大智如斯。

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者，59年的光阴里王振义在血液学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领域里潜心耕耘、无私奉献，用一位医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和哲学家的智慧在世界医学史上留下了传奇一页。

独辟蹊径获得成就

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留在广慈医院（瑞金医院的前身）担任住院医师。1953年王振义开始从事血液病诊治工作。通过阅读卷帙浩繁的文献和大量实践，他成功确立了血友病检测方法，并做出血友病A、B的分型及其轻型的诊断，解决了不明原因出血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其后，鉴于国内缺少一本有关出血性疾病的参考书，他与夫人谢竞雄合译出版了《出血性疾病》一书，这是当时在这方面国内惟一可供参阅的书籍。

然而很快，一个重创打破了王振义研究道路上的顺利和平静。1959年，领导安排王振义负责白血病的病房工作，希望在短期内攻克白血病。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病房工作，可在短短半年内，病房收治的60名白血病病人全都去世了。“这件事让我明白，光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此后，王振义便将精力投向白血病的研究治疗。

当时，临床治疗白血病主要是通过化疗杀死白血病细胞，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也会杀死对人体有益的细胞，而且治愈效果不好，死亡率高。在阅读大量国外研究成果之后，深受儒家哲学思想影响的王振义决定尝试诱导分化：将恶性白血病细胞转变为良性细胞。不久，他的研究组证明全反式维甲酸在体内可使新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细胞向成熟细胞分化。

“我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叫小静的5岁小女孩，她患的是晚期APL，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我用新疗法治了7天后，她的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王振义回忆道。

1988年以王振义的学生黄萌珥为首的研究组总结了24例APL的治疗结果，23例完全缓解（CR）。他很快将该疗法向国内外推广。

在有效缓解治疗APL的基础上，王振义率领团队不断优化治疗方案，发现联合应用维甲酸和氧化砷治疗APL，可使五年生存率上升至95%，从而使原本凶险的APL成为第一个可治愈的成人白血病。国际血液学界将此方案誉为“上海方案”。在临床治疗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王振义又率领课题组对APL发病和治疗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APL是一种针对致癌蛋白分子的治疗方法，即“靶向治疗”。

国际同行对王振义的研究有三个评价：一是在癌症治疗中第一次发现了如何使用自然物质，而不是有毒的化学物质；二是初步弄清了全反式维甲酸在白血病患者体内是如何起作用的；三是将儒家哲学思想与现代医学实践相结合，在人体内把癌细胞改造为正常细胞，为治疗癌症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心性平淡树风范

就在身边人津津乐道王振义获奖时，这位老人却说自己只是个平常人。“我也有很多缺点。比方说，爱贪小便宜。”王振义不无幽默地说，“当年选择血液病，就是以为这个病简单，显微镜下看一看就能做诊断。但后来发现，显微镜下大有天地，便宜没贪到，只能努力往下干。”

如此解释自己当年投身血液病领域的原因，在令人捧腹之余又让人感思良久。

这是一个充满人生智慧的老人。在科学研究中，他融会儒家哲学思想与当代自然科学理念，神奇地将“坏细胞”改造成“好细胞”；在团队带领中，他忠实于自己的“抛物线理论”，始终把事业发展放在个人名利之先；在对待成就时，他总是把自己的贡献放到最后面……

1996年，王振义主动把代表中国血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交给了学生陈竺。“凭他当时的成就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身份，他不说下来，没有人会让他下来。”王振义的学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回忆，“王老师对我们说，院士就是医院的战士。他没有把院士看成地位，而是视为责任。”对此，王振义讲起了他的“抛物线理论”：一个团队的发展会遵循抛物线的走向，到顶峰时如果没有交好班，团队就会衰退。“那个时候，如果我不下来，研究所就会走下坡路，所以一定要让有能力的年轻人上去。”王振义说。

2001年，王振义又辞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导的职务。用他的话说是“生理规律摆在那，不能再误人子弟了”。很快，他又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开卷考试”。每周由临床医生提出一个难题，他负责解答。“开卷考试”前几天，王振义都会很忙碌：上网查资料，研究文献，自己做PPT……瑞金医院副院长宁光教授戏称，王老的“开卷考试”已成为瑞金医院的“品牌栏目”。

对于“开卷考试”的好处，王振义如此评价：一是逼自己看书，掌握新东西；二是锻炼自己的头脑，延缓老年痴呆症的发生；三是让年轻人得益。“就好像老师做好了饭菜，我们直接吃。他帮我们省下了大量时间。”王振义的学生、瑞金医院临床血液科副主任糜坚青深感受益匪浅。

在王振义家的客厅中，悬挂着一幅油画，名字叫《清贫的牡丹》，这是王老最喜欢的一幅画，而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事业绚丽，个人淡泊。1996年，王振义被授予求是杰出科学奖，获得人民币100万元的奖励。当时有人建议以他名字建一个基金，但他没有采纳。“当然，我有钱也可以建一个王振义楼，但我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的名字留在那里？当一个人去世后，留在人间的并不是他的名，而是他所做的贡献。”王振义如是说。

爱的智慧和力量

什么是爱的智慧？

在承担风险和保守治疗之间选择前者，在自己享受名利和让学生优先成长之间选择后者。

在王振义身上有一种大爱，这种爱既是智慧的体现，也是智慧背后的动力。作为一个医生和一个老师，他用一生的实践为这种大爱做出了注脚。

1985年，在他决定给奄奄一息的小静使用全反式维甲酸药剂时，很多人并不赞同。因为如果用药不起作用，家属很可能把孩子的死亡归咎于此。而在王振义看来，如果总是害怕承担责任，药物投入使用的时间会被无限延后，这意味着更多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最终，一句“由我负责”，挽救了小静的生命，也成就了震惊世界的“上海方案”。直到今天，王振义还在为病人承担责任，每一次查房、会诊，王振义都要负全责。把白细胞消灭到零要用多少药物？消灭坏的白细胞需要多长时间？好的白细胞生长出来又需要多少时间？基于个体承受差异，这些重要判定都需要王振义的经验和勇气。

在王振义看来，医生是一个充满仁爱的职业，也是最能感受爱的职业。曾有一个病人的母亲，30年来一直在寻找他，希望能当面感谢。2006年，这位母亲终于找到王振义并送给他几双袜子。她说，谢谢您治好了我的儿子，他没有发财，在袜厂做工人，这是他自己织的袜子……

“病人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病人的痛苦是医生毕生研究的动力。”这是王振义从医一生的感言。

对学生，他同样是饱含深情，甘为人梯。说到他的得意门生陈竺、陈赛娟两位院士，他一再说他们的成就靠的是自身的天赋和努力。殊不知在对两位爱徒的培养中，这位老师展现了世人少有的大爱之心：共同发表论文时，他打破论资排辈，坚持把他们的名字排在前面；鼓励他们去法国留学，并在陈竺回国后让贤于他……

而说起恩师，糜坚青显然十分激动。他透露了一个从未向他人提及的秘密：老师十分关心他回国后的生活，见他买房困难，便主动提出借钱给他。“老师对我说，我年纪大了不需要钱了，你用得上不急还。”糜坚青红着眼圈说，“唯有加倍努力工作，我才能回报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