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只要他一到场，气氛一下子就会活跃、轻松起来。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师昌绪，就是有着这样独特气场和魅力的老人——91岁、中式便服、慈眉善目，讲起话来手势丰富……既令人尊重，又让人喜欢。

1955年，他冲破阻力、历经艰辛，从美国回国，带着他的一片赤子之心，一份报国之情。

以开创性思路

破解“急事儿”

回国后的师昌绪被分配到沈阳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工作，凭着国际视野，他敏锐地意识到，核心材料——高温合金，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发方向，并着手开展相关研究。

1964年的一天晚上，一位朋友急火火地来到师昌绪家，“你们不是在搞高温合金吗？有个紧急的活儿，你们能不能接？”

当时我国自行设计的某型号飞机急需发动机，如果采用改进已有发动机的方案，要求增加推动力20%，这意味着涡轮叶片工作温度要达到100℃,而当时世界高温合金叶片均为锻造而成的实心叶片，不可能达到要求。只有美国研制成功了铸造空心叶片可满足要求，但其制造材料和工艺严格保密。

这个急活儿，师昌绪决定接下来。“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出来！”

在随后的时间里，师昌绪带领团队成功研发了优于美国同类合金性能的铸造叶片用的M17合金，并创新性地解决了一系列空心叶片制造技术难题，在实验室研制出了我国第一片9孔铸造空心涡轮叶片。这使得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成功铸造空心叶片的国家。

从承接任务到完成技术攻关，师昌绪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而同样的工作，随后在英国却用了8年时间。

我国于1966年生产出第一台份铸造空心叶片，并装机试车成功。该叶片到目前为止仍是我国用量最大的航空涡轮叶片，装备我国多种航空发动机，40多年来没有因叶片失效而发生过事故，师昌绪等制定的生产及验收标准，沿用至今。

“科学家的悟性很重要！我听说当初师先生做空心叶片的时候，需要一种特殊材料，苦于一直没有找到，他在翻看国外科技杂志的时候，看见了一个石英管的广告，灵光一闪，觉得可以一试，最后正是这石英管解决了当时的材料难题。师先生绝对是悟性极高的伟大科学家。”作为晚辈，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副所长杨锐对师昌绪敬佩有加。

正是这种对科学的悟性使得本是矿冶专业出身的师昌绪，在高温合金领域有了世界影响。

由于高温合金含十几种合金元素，凝固偏析成为高温合金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师昌绪发现某些磷、锆、硼、硅等微量元素正是其中的症结所在，如果通过有效控制这些微量元素，可大大减少合金的凝固偏析，这一发现被称之为“低偏析技术”。应用该技术，发展了一系列低偏析的铸造和定向高温合金，多数已应用于我国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这项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不锈钢、抗氢钢的研制和生产中。1998年国际材料学会联合会授予师昌绪“实用材料创新奖”，以表彰其作为“低偏析技术”的原始创新与首次发现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福音。

50多年来，我国航空发动机所用高温合金的研制与生产完全立足国内，成为继美、英和前苏联之后第四个具有高温合金体系的国家。师昌绪被世界同行誉为“中国高温合金之父”，不过他本人觉得这个帽子太大了，“我担当不起，我只是有幸成为中国材料科学界的一个代表而已。”

用战略眼光

操心“闲事儿”

2000年的一天，已经退休在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李克键家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师昌绪打来的，“克键，你对碳纤维了解吗？我最近参加几个会，大家都在谈碳纤维，这是国家需要进口的瓶颈材料，我觉得我们应该做这事儿！”“哎呀，师老，碳纤维背景太复杂了，您还是别管了！”“不行，既然航空、航天都这么需要，我们必须要突破！”……

于是李克键跟着师昌绪忙活起来——很快师昌绪便主持召开了“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发展对策研讨会”，并组织相关人员沟通讨论，他还亲自上书党中央，在师昌绪等的推动下，“聚丙烯腈基碳纤维”终于列入863计划专项，获得国家资金支持。10年来，师昌绪一直跟踪我国碳纤维的研发、生产与应用。

在科技界，大家众口一词——“师昌绪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能从战略的高度去考虑问题，有着广阔的视野和胸怀，不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这种战略眼光在科技领域非常难得，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工作，非常必要。”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原秘书长袁海波说。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即开始了材料在大气、海水及土壤腐蚀网站的建设，但20世纪80年代几十个腐蚀网站经费没有着落，当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的师昌绪意识到这是万万不能丢失的宝贵数据资料，于是他执著地为此奔波。实践证明，这些有幸保存下来并日渐丰富的腐蚀网站数据资料在后来的三峡大坝、西气东输、油气田开发、核电站建设等国家重大工程选址中提供了科学翔实的参考数据。

师昌绪评价自己“好管闲事儿，爱操心”，可他管的哪是闲事儿？

上世纪80年代，师昌绪便关注纳米技术，呼吁重视纳米技术的发展，并直接促成了“国家纳米科技指导和协调委员会”、“纳米科学中心”的成立；因为看到我国镁资源丰富，他联合5位院士联名建议将镁的研究与开发列为重点攻关项目，自此在国内掀起了镁合金开发的热潮；在我国生物材料起步发展的关键时期，师昌绪凭借个人在国际材料界的影响力，成功将中国的生物材料引领到世界舞台；了解到我国拥有制造大推力发动机的能力，1983年师昌绪和冶金专家高良共同上书，阐明中国应立即开展大推力发动机的研发，后来他又建议加速100座民航飞机的立项，这些都为“大飞机”立项起到重要作用……

“即使是他人认为背景复杂的碳纤维这样所谓的‘禁区’，因为关乎国家的产业前途，作为一个材料科学家，我不上阵谁上阵？而且我坚信一条，只要外国人能搞成的，我们中国人肯定也能成；另外就是我从来不是倡导一下而已，而是真的都要参与进去，负责到底。”这位91岁老人的自我剖析让人不得不叹服，“战略科学家”于他，实至名归。

为产业一线

解决“实事儿”

前年是师昌绪的90大寿，远在贵州的新艺机械厂特意派人前来祝寿。还是当年为了指导新艺机械厂生产航空发动机叶片时，师昌绪到那里工作过半年，但艰苦的环境却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师昌绪回忆说，“那时从沈阳到贵州，48小时的火车，一路上都喝不上水，到了170厂，条件更差，厂里人过意不去，工程师亲自赶大集，就是为了让我吃好点，这让我非常感动。”因为在师昌绪的观念里，工程领域的科研必须与产业部门结合，所以即使工厂再艰苦的环境，他也要坚持这种“无缝合作”。

1959年，我国喷气式发动机所需高温合金受到严重限制，国家决定立足国内生产高温合金，并组织力量齐聚辽宁抚顺钢厂。师昌绪是专家之一。当时东北生活十分困难，师昌绪带领团队坚守岗位，每天往返于抚顺、沈阳之间，因劳累过度，患了严重肾盂肾炎，但仍然坚持工作，直到我国歼6、歼7飞机所需高温合金完全过关。

李依依院士告诉记者，“师先生常常提醒我们说，没有基础研究，在国际上就没有影响；而没有应用研究，就解决不了国内生产建设的问题，所以这两者都不能偏废。”

“金属所现在仍旧在产业界有着非常好的声誉，产业界对金属所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的优良作风非常认可，这些都要归功于师先生带给我们的传统。”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副所长谭若兵十分骄傲地说。

1984年师昌绪调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任主任期间，也特别强调“无缝合作”及科研成果的“落地”，他开创了组织学部委员主动咨询国家项目如建议铁矿石进口、通讯市场化、工程科技人才的公开招聘制度等。同时他还主张科学院与高校、企业密切合作，并与他人共同倡议成立了中国工程院。在师昌绪几十年的科技人生里，从来没有离开过“实际”二字。

不论是带领同事们一起搞研究，还是在工厂与大家切磋技术，不论是在地方基层院所，还是在全国科技领域，师昌绪都是受人尊重、爱戴、信任的科学家。直到现在还被师昌绪形容“特别调皮”的77岁的李依依院士认为，“有关师先生的一切品格，都首先源于他对别人的尊重，与他工作是一件自由、快乐的事情。”

对于我们来讲，这何尝不是一次让人快乐、轻松的采访，采访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争着跟师先生合影，沾沾灵气和智慧……

大师风范当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