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曝光短视频平台“打号”黑色产业链：25元可发起500次批量举报，千元报价就能包账号下架。这条黑产链条分工明确，接单派单、收徒培训一应俱全，还借助人工智能批量伪造举报材料。不少创作者陷入两难，要么掏钱“消灾”，要么眼睁睁看着作品下架、账号受限。

设立举报权利，初衷是让权益受损者依规求助，由平台据实核查处置。可当这项公器被明码标价私下售卖，网络社区的正常秩序，自然会受到严重冲击。

举报与申诉之间，存在显著的成本不对等。发起举报只需勾选违规类别，无需详实佐证，数分钟即可提交；而创作者申诉，要填报材料、上传身份证明、撰写情况说明，历经多日等待，还常面临驳回风险。这种失衡本质是平台审核机制的结构性短板：AI初审奉行“先下架、后复核”，使得投诉成本远低于申诉。黑产借此以极低代价，让创作者承担高额内容制作成本与流量损失。

更深层的症结在于，平台把审核压力向外转嫁，却没有扛起配套的监管责任。当举报者手握举报下架、撤诉恢复的双重筹码，创作者想要恢复内容，诉求对象不再是平台审核方，反而要向举报者协商求情。这等于把“法官”的位子让给了“原告”。法治最基础的回避原则，在网络审核流程里被轻易突破。

依照刑法及网络犯罪相关司法解释，伪造材料发起恶意举报，借机要挟索取财物，涉嫌敲诈勒索。当普通创作者随时可能无端遭遇账号封禁，举报就不再是保护弱者的盾牌，而是沦为可竞价购买的软性限制。而行使审查决定权的，不再是平台与监管，而是出价之人。

整治这类乱象，平台要主动自我革新。完善人机协同审核，对高风险举报引入人工复核；建立举报人信用体系，识别短时间内集中投诉、反复撤诉、材料雷同的异常账号；优化撤诉权限设置，降低创作者申诉门槛，保障被投诉人的知情权与救济渠道。执法层面，要明确这类新型网络黑产的管辖和立案标准，形成跨区域协作，平台也应主动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

举报权不该是可以买卖的利刃。刀刃向外，伤的是创作者；刀刃向内，侵蚀平台自身的信用资本。一旦恶意举报泛滥成灾，最终受损的，是亿万网民在互联网上真诚表达、安心创作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