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要求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如何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围绕一系列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王江平。

记者：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将人工智能作为重塑制造业竞争力的核心领域。我国在这一领域的进展如何？优势何在？

王江平委员：过去一年，我花了很大精力去调研我国的大科学装置、科研机构以及制造业企业，调研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的情况。目前看，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微笑曲线”两端的应用相对深化、在高价值生产运营环节的应用相对较少，还需要进一步发力使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制造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一组数据能够体现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重要意义。目前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GDP的约15%，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每提升1%，就能创造年均超1600亿美元的增长。可以说，这是一场关乎未来的竞争。在这方面，我国具有显著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超600万家制造业企业，形成了人工智能最宝贵的全场景应用土壤。同时，我国的算力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万亿元。下一步，需将场景优势、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非对称优势”。

记者：您认为人工智能在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王江平委员：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一定是瞄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来推动的。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使科研范式发生根本性变革，使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在深度、广度和时间跨度上发生深刻变化，效率也大大提升。因此，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定要把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用好。

例如，“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驱动科学创新）更多面向科学研究，解决“从0到1”的问题。“AI for R&D”（人工智能赋能研究与试验发展）则为制造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更好解决“从1到10”的问题提供更多可能。我认为，下一步需强化“AI for Science”与“AI for R&D”的结合，使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完成“从0到10”的跨越。这正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体现。

记者：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一些治理上的难题也日益显现。您觉得当前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王江平委员：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在释放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深层次困惑。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人工智能治理实践可能表现出“短期主义”，即一味追求眼前的技术突破和市场优势，却忽视技术对社会伦理、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长期性、系统性影响。

在我看来，当前最大的“堵点”就在于技术迭代的指数级速度与治理体系渐进式更新之间的“时差”。技术在“狂奔”，规则在“慢跑”，这就容易形成治理真空。具体来说，有三方面问题需要在“十五五”时期破题。一是治理理念要更新，需要建立一种“敏捷治理”或“韧性治理”的理念，既划定安全底线，又为创新留出足够的试错和演进空间；二是治理技术要突破，通过技术手段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目标、行为和输出与人类的价值观、意图及社会规范保持一致；三是治理法规要完善，要加快构建分层分类、精准有效的法律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