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经济发展态势如何？未来宏观政策应如何发力？怎样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本期“对话经济学家”特邀请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行深度解析。

140万亿经济总量背后的含金量

记者：“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连续迈上新台阶，今年有望达到140万亿元左右。您怎么解读这个成绩？

朱光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面对复杂外部环境和国内转型压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2020年至2025年，经济总量从100万亿元人民币跃升至140万亿元人民币，这一增长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五年间40万亿元人民币的增量，折合超5万亿美元，相当于创造了一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规模。

从世界意义的角度来看，“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7%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5%。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为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记者：140万亿元的总量展现出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您认为背后的支撑是什么？

朱光耀：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在“十四五”期间实现了两大重点突破，这也是140万亿元总量的重要支撑。

第一个突破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我们牢牢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传统工业赋能。同时，积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一批新兴技术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尤其是得益于广泛而丰富的应用场景、充足的电力保障等，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

第二个突破是绿色经济蓬勃发展。2012年至2024年，我国以年均3.4%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碳排放强度下降超过35%。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推动全球电力系统重塑。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全球最大，光伏组件产量连续10多年位居全球首位，电池片、组件等产量产能的全球占比均达80%以上，全世界超70%的锂电池在中国生产。2024年电动汽车产量突破1300万辆，产销量连续10年保持全球第一位。这些成就不仅助力中国高质量发展，而且为全球应对气候危机和推动产业升级注入强大动力。

记者：您预计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

朱光耀：我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实际增长率可以保持在4.5%至5%之间，甚至更高。从要素构成来看，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可贡献3%以上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可贡献2%左右的增长。但是，名义增长率指的是实际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叠加。当前，重要挑战之一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处于同比下降态势。我们需要通过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推动生产者价格指数转正，最终实现2%左右的合理通货膨胀率。若实际增长率达到5%，叠加2%的通货膨胀率，名义增长率将达7%。

世界银行今年7月下调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最低人均国民总收入标准，从14005美元降至13935美元。我国2024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3660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标准仅差275美元。不出意外，我国很可能在2026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们的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

宏观政策发力护航经济稳定运行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包括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部署蕴含着怎样的考量？

朱光耀：当前，虽然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去应对。应当看到，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这些都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宏观政策未提及超常规举措，这一信号清晰表明，当前挑战处于可预判、可应对的范围，通过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组合，包括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即可实现有效应对。

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看，2025年财政赤字率设定在4%左右，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4.4万亿元，再加上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共同构成了财政政策精准发力的坚实支撑。未来，我国将通过更积极的财政支持，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更加聚焦物价调控目标，重点推动物价向2%左右的合理区间靠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一部署极具战略意义。当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维持在稍高于零的水平，但生产者价格指数已连续处于负值区间，这一态势对宏观经济运行、企业利润增长产生影响。因此，推动物价合理温和回升，成为当前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明确提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进一步明晰了政策统筹逻辑。逆周期调控聚焦短期内可预见的阶段性问题，精准对冲周期波动，跨周期调控着眼长远发展布局，筑牢长期增长根基，二者有机结合，实现了当前需要与未来发展的统筹兼顾。

统筹内外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您如何看待未来的国际经贸环境？

朱光耀：回顾中美经贸互动，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后，今年4月便提出所谓“对等关税”，一度将对华关税提高至145%。面对这一挑战，中国是所有国家中唯一坚决反制的国家，也唯有中国具备这样的实力与胆魄。经过五轮谈判，中美最终达成基本共识，校正了中美关系航向，使其回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轨道，这一成果极具战略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坚定维护了自身发展权利，也为维护开放、透明、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协商一致的多边贸易体制作出积极努力。

需要警惕的是，美国的关税政策颠覆了二战后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尤其是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可能导致世界贸易回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立前各国分别谈判的分散状态，这无疑会对全球贸易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外部环境日趋严峻，我国外贸韧性依然强劲。我国已连续8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2024年货物贸易规模达到6.16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1.2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

成绩背后亦有挑战，我们必须充分预估2026年贸易条件恶化的风险。世界贸易组织10月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美国关税政策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0.5%，全球服务出口增速将降至4.4%，未来经贸斗争的艰巨性不容忽视。因此，我们需要正视国际经贸斗争的严峻性，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发展的确定性战胜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应如何推动外资企业在已开放领域真正实现“既准入又准营”？

朱光耀：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冲击，但开放合作仍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外资企业“走进来”与我国企业“走出去”，将是未来发展的基本态势。当前，我国制造业已经全面开放，服务业负面清单也在持续缩减，为外资准入创造了广阔空间。下一步的重点任务是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外资企业在已开放领域顺畅经营。

具体来看，要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国内外衔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条件，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提高数据流通的质量和速度。针对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的业务特点，提供从注册登记到日常运营的一站式服务。高标准落实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依规平等享受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等支持政策，确保其在经营运行、招标投标、政府采购以及税收和金融服务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建立交流平台，方便外资企业与政府机构、其他企业的交流合作，针对外资企业的人才需要，推进专项人才培训计划。总之，让外资企业在我们已经开放的领域“既准入又准营”，这种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惠及外资企业，也将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条件。

记者：今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元首会晤时强调，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应如何理解这一“大账”？

朱光耀：我认为，首先要认清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体量。2024年全球经济总规模超110万亿美元，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规模约29.17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134.9万亿元，折合18.94万亿美元；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的全年经济总量约4.66万亿美元。除中美两国外，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这一数据足以凸显中美关系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

中美两国合作潜力巨大，应加强对话交流，开展互利合作，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贡献。未来中美经贸互动的重要方向，是持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分歧清单，推动两国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上相向而行。中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2024年中美贸易总量约6683亿美元，即便今年贸易规模有所下降，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依然极强，双方有望通过和平友好磋商解决分歧，在捍卫自身合理利益的过程中，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发挥三大优势

记者：人工智能领域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焦点，您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该领域的竞争？

朱光耀：当前，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都处于全球前列。客观来讲，我国在算力规模、高端芯片等领域与美国仍有一定差距，这也是美国通过芯片出口管制试图维持领先的原因，但这种外部压力反而激励我们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国际投资者高度认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潜力与未来回报，美国华尔街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投资热情很高，不断加大对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布局，抢占市场先机。

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向上一致，但具体路径存在差异：中国坚持开源路径，通过开放技术赋能全球；美国倾向于控制人工智能的全球化发展。更深层次的差异在于发展目标：中国希望人工智能技术在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帮助全球南方国家缩小数字鸿沟，实现普惠发展；美国侧重通过技术垄断实现盈利。

从长远战略考量，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不可或缺。尽管路径与目标存在差异，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引领者，应在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制定等方面开展合作，协调政策、形成共识，避免引发系统风险。

记者：当前关于人工智能泡沫的讨论较多，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朱光耀：从价值本质来看，我不认为人工智能是泡沫。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需要资金的支持，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该领域吸引大量投资、汇聚众多企业参与竞争，是产业发展的正常规律。当然，剧烈竞争必然伴随淘汰过程，若将这一淘汰阶段视为泡沫，那么这种泡沫实则是产业大浪淘沙的必经之路。经过淘汰和筛选，优质企业将实现涅槃重生，推动整个产业生产力水平迈向新高度。

我国应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充分发挥三大优势。一是庞大应用场景优势，为人工智能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二是海量数据资源优势，为模型训练与优化提供丰富素材；三是强大的电力供应与基础设施保障优势，为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基础。依托这些优势，我国有能力培育出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企业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