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国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前瞻部署与全局谋划。“十四五”时期，坚持全国“一盘棋”战略导向，注重提高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经济圈等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作用不断增强。然而，区域协调发展仍面临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区域经济空间极化、跨行政区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挑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效能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团队相关成员，立足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发展需要，聚焦数智化转型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入研究，致力于为数字经济时代破解区域协调发展难题、探索有效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十五五”时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将迎来深刻变革，其核心逻辑将全面转向科技创新驱动，旨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区域协调发展被赋予新的时代任务与战略要求。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亟须构建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广领域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

国家发展规划是统筹发展全局、引领资源配置和衡量工作成效的“总纲领”。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导向作用，为区域协调发展明确总体目标、厘清基本思路、锁定主攻方向，确保全国“一盘棋”扎实推进。落实好推动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做到区域协调发展统筹推进。强化国家发展规划的统领地位，就是要从全局高度和长远角度，为各地区发展提供清晰指引，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通过强化规划的战略性、宏观性和约束力，有效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根基。

精准实施特色化和差异化的区域政策

针对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与突出矛盾，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新时代促进区域发展必须告别“一刀切”模式，转向更加注重特色化和差异化的精准施策。进入新时代，我国区域发展的条件与任务发生深刻变化，这就要求区域政策必须与时俱进、动态调整，其战略重点需更为聚焦，政策单元可进一步细化，确保各项支持举措能精准对接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与实际需求，切实解决突出矛盾。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关键在于分类指导、精准发力。对东部地区，政策重点在于创新引领和全球竞争力提升；对中西部地区，重点在于改善营商环境、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新增长极；对特殊类型地区，如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集聚区，要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确保发展资源向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集中。

以统一大市场破解区域协调发展藩篱

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构建促进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破除区域壁垒，首在打通“无形之墙”。要着力清理各类妨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动资本、技术、数据、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高效配置。这要求地方各级政府不仅要“破”，更要“立”——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为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与合理集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既要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经济圈等重点区域，依托其创新资源密集、开放程度高等优势，进一步增强辐射带动能力；也要引导其他地区立足自身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在与全国市场的对接联动中提升竞争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构建高效的跨行政区合作与治理机制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构建高效顺畅的跨行政区合作与治理机制，凝聚发展合力。首先要强化高层级政府的区域协调职能，提升统筹协调能力，负责审议区域内重大规划、协调跨行政区争议、评估政策效果。其次要优化区域利益协调与成本共担机制，对于跨区域的产业合作园区，建立科学的地区生产总值统计、税收分成、政绩考核办法，激发各地合作积极性。鼓励建立多种形式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如省际交界地区合作示范区等，针对特定问题开展灵活合作。最后要注重数据、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流动赋能区域协调发展，可考虑设立多层次的区域协调发展基金，支持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符合区域功能定位的领域。

总之，数字经济时代构建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构建以统一大市场为基础、以跨行政区利益协调为动力、以区域有效治理为保障的政策体系，推动各地在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的同时，都能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空间布局和高质量发展。

（张 翱 丁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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