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规模庞大的制造业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完整的产业体系是维护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坚实支撑，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稳固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保障。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确保我国在大国博弈中赢得主动。

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规模进一步壮大，2023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9.9万亿元，占GDP比重31.7%。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绝对规模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超大规模工业体量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不仅有力支撑我国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给高新技术发展提供土壤，有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而且为全球消费者提供品类丰富的商品选择，促进了全球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工业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稳步增长过程中实现了效率提升、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工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第一制造大国地位更加巩固。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一些国家筑“小院高墙”、搞“脱钩断链”，以“产能过剩”为借口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我们应居安思危，超前谋划，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强化战略部署，通过提升设计水平、质量性能和品牌价值，持续提升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应从以下几方面重点着力，加快推动我国制造业由要素成本优势向综合优势转变，促进工业实现“大而强”“大而优”的跨越式发展。

一是充分发挥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完善、规模全球领先、数字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的优势，全面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相较其他国家，我国制造业集群化、园区化空间集聚特征更加突出，这意味着制造业整体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在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过程中，不仅应关注数字领域底层技术和前沿技术突破，还要重视推动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重点通过强化财政税收激励、加大政府采购规模、完善数字技术服务体系等方式，推动先进、成熟、适用的数字技术以及数字化管理方式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广大中小企业中广泛推广应用。推动提升产业工人数字技能水平，培养高水平数字工匠。更好培育我国制造业在市场规模、运营效率、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二是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着力降低国内产业转移和承接成本，推动制造业梯度转移。借助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契机，在具有良好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的内陆地区打造轻工纺织、资源精深加工、机械、电子产品组装等产业备份基地。积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充分利用数量众多、劳动力充裕的县域，不断提升县城产业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产业。针对当前制约我国东北、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卡点瓶颈，着力深化内陆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优化营商环境、降低经营成本，对接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高水平推进内陆开放。创新区域间产业转移合作模式，不断探索和完善区域间托管、共建、税收分成等方式，最大程度激发产业转移各方积极性。推动各类产业按照区域比较优势顺畅转移，以国内生产力布局优化来应对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调整。

三是借鉴“母工厂”制度，打造一批先进制造能力承载主体。从国际经验看，制造能力流失是产业空心化对一国实体经济最主要的破坏。在全球制造中心转移过程中，日本通过主动建设“母工厂”，有效保存了本土先进制造能力。所谓“母工厂”，是指在本国建立的在制造体系中发挥开发试制、技术支持和维护本国技术先进地位的企业载体和现代工厂，具有在生产制造层面不断优化技术、改进工艺的功能。可借鉴日本“母工厂”经验，在制造强省遴选一批生产制造能力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打造承载先进制造能力的工厂。这些工厂应重点承担生产工艺创新、管理创新、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等功能，避免我国高端制造能力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被破坏，有效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