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这样一个场景：有一天你路过一条小河，想下去游泳，但是不知道水有多深。此时，习惯于谨慎行事的你，大概率会抑制住自己玩水的渴望，毕竟，小命更重要。之后，你开始沿着河岸溜达，突然看到旁边竖着一块“水深1米”的指示牌，这回，你是不是很有可能会选择跳到水里玩一会儿呢？

这就是助推的力量——生活中一些小暗示，往往能影响你的行为。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行为经济学开创者之一理查德·塞勒和美国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在二人共同撰写的著作《助推》一书中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所谓助推，就是通过改变一些特定因素，以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人们的选择及行为。换言之，就是不去强迫他人作出特定决策，而是利用对方的心理进行适度引导，“就好像用胳膊肘轻轻推了对方一下，而不是死拉硬拽逼着对方做什么”。

传统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社会参与者都是“经济人”：他们记忆力超群、思维缜密、意志坚韧，在各种情况下总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正确的行为。然而，研究显示，人的大脑中有两个思维系统，一个是直觉思维系统，一个是理性思维系统。在人类的决策过程中，两个系统都会发挥作用。但是，由于理性系统需要刻意启动，具有高成本性，平时占上风的都是凭经验、凭感觉行事的直觉思维系统。基于此，行为经济学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人”的决策会受到偏见的影响。

在《助推》一书中，塞勒和桑斯坦总结了一些影响“社会人”的偏见性因素。

比如，锚定效应。人们在面对未知的新问题时，会把脑子里先入为主的信息当成参照物，就像是船的锚一样，即使起了风浪，船也不会离开锚的位置太远。

有一个著名的实验：研究者让两群来自不同城市的学生预估一座陌生城市密尔沃基的人口数量。其中一部分学生来自有300万人的大城市芝加哥，他们给出的预估均值为100万人左右；另一部分学生来自只有10万人口的小城，他们给出的预估均值为30万人左右。而密尔沃基的实际人口是58万人，两组学生的估计都不准确。从中不难看出，两组学生在预估时均出现了明显偏差，且偏差的“方向”都和自己故乡的人口数量正相关。因为，在学生们的脑子里，故乡的人口数量就是那个“先入为主的参考标准”。

又比如，损失厌恶。当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社会人”普遍认为，损失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作者还做了一个推测，认为“等量的损失带来的负效用大体为等量收益正效用的2倍”。

同样是一个经典的实验：研究者在一群学生中分配马克杯，只有一半的学生能够得到马克杯，然后让有杯子的学生和没有杯子的学生自由交易。按照经典的自由市场理论，大家本来能够通过交流和博弈形成均衡价格，最终完成交易。然而，实验的结果却是，绝大多数交易都无法完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研究发现，原来，拿到杯子的学生普遍对马克杯的心理估价过高，估价中位数达到5.25美元，而潜在买家的估价中位数只有2.25美元。实验做了好几轮，每一轮的杯子都重新分配，结果都差不多。显然，学生在拥有了马克杯之后，会觉得杯子更加值钱。

对此，塞勒和桑斯坦给出了优化方案——助推，在不放弃选择权的前提下，帮助现实中的人们克服心理偏见，作出更好选择。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生活中处处存在助推。比如，学校食堂的管理者会把健康食品放在更易拿到的位置，而把垃圾食品尽量放在并不起眼也不太好拿的地方。实践证明，这个小小的排布改变，效果远比呼吁孩子们远离垃圾食品更好。又比如，大多数内容网站都会把更优质、更有益的图文或视频内容放在主页或置顶位置推广，此举对于改善网络环境、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作用也远高于禁止人们浏览垃圾内容。

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社会人”，我们不仅需要好的助推，也得提防那些坏的助推。一些不好的助推可能会利用羞愧、尴尬、内疚等人们想要极力避免的负面情绪，让人们作出糟糕的决策。

针对这种现象，《助推》里面提出了一个“选择设计者”的概念。作者认为，每一个“社会人”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其他“社会人”。无论你是政治家、企业家、创业者、产品经理、公众号作者还是普通人，你都是“选择设计者”。选择设计者的职责就是为人们缔造出一种决策环境。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由于你作出的每一个决策、开发的每一个产品功能、写的每一篇公号文章，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众多“社会人”的选择，因而，审慎才是身为选择设计者必须坚守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