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一步步走深走实，成为各国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本期邀请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真正体现全球性平等性互惠性

国际公共产品一般具有哪些特征？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哪些独特性？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公共产品是指在一定原则基础上使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受益的公共品。根据标准差异，国际公共产品的分类也有差异。例如，按性质分，有臭氧层保护、前沿知识等纯国际公共产品，自贸区等准国际公共产品；按问题导向分，有跨境救灾等全球条件类国际公共产品、应对气候变化等自然共有类国际公共产品、金融稳定等人造类国际公共产品。

所有国际公共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根据此特点，一些全球大国号称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实际上并非那么纯粹。这些所谓公共产品针对某些特定竞争对象设定了一些排他性，进而产生受惠者的局限性。相比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当前西方主导的所谓国际公共产品或历史上诸如美国“马歇尔计划”、日本“黑字还流”计划等，“一带一路”倡议才真正称得上是国际公共产品。

对于受益者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不具有排他性，愿意加入的都可以加入，也不具有消费的竞争性，不会出现加入者“你方得益、我方受损”的零和现象。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还具有其他国际公共产品所不具有的全球性、平等性、互惠性，从全球文明史演进的角度塑造着一条新型全球强国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新崛起道路。

全球性是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合作文件，遍及六大洲。“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全球75%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大国提出的跨国合作倡议中签约国最多的、最受欢迎的，也是近年来国际组织公开文件中谈及最多的跨国合作倡议。

平等性是指“一带一路”倡议参与方无论大国小国、经济强国弱国，一律平等相待。无论是俄罗斯、印尼这样国土面积数百上千万平方公里、人口上亿的大国，还是斐济、瓦努阿图这样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数十万的袖珍国，“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以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的不是西方传统中所谓“中心—边缘”的轴形体系，而是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互惠性是指“一带一路”倡议造福签约各方。从包括港口、桥梁、机场、公路、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双边贸易、投资、人文交往、政策沟通，“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公共产品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与个人“走出去”，也促进了签约国的就业及社会发展。据统计，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投资涵盖基建、能源、交通、农业、高科技和金融等行业，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据全球知名金融数据提供商路孚特“一带一路”数据库，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已规划或在建“一带一路”项目共计3164个，总金额达4万亿美元。算上近3年来的新增项目，估计“一带一路”10年的项目总金额至少达到5万亿美元。

通过全球性、平等性、互惠性，“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全新的大国崛起模式。中国没有重复“国强必霸”“国强必战”的老路，更没有向任何国家带去战争、灾荒、死亡、危机、霸凌，而是带来和平、繁荣、贸易、普惠、平等、希望。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中国积极作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内容，即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从全球普遍反响与实际项目运行看，共建“一带一路”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国理念最为创新与互惠的、文明推进进程最为深远的国际公共产品。

全方位互联互通局面基本形成

在互联互通方面，“一带一路”为共建国家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

翟东升（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和鲜明特点。10年实践中，我国以基础设施“硬联通”建设为先导，同时推进国家战略规划、贸易投资规制规则和商品质量技术标准的“软联通”，以及人文交流互鉴的“心联通”，基本形成全方位互联互通的局面，极大地拓展提升了世界联通水平，有力推进了经济全球化走向深入，尤其对改善共建国家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显著作用。

首先，基础设施“硬联通”项目遍布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大、技术要求高、建设周期长，很多发展中国家可望不可及，中国的比较优势恰在于此。10年来，中国企业在世界各地建成了一大批交通、通信、能源、水利、市政等基础设施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例如，中老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截至2023年8月，中老铁路开通已满20个月，期间客货运输提质增量，全线累计发送旅客超1900万人次、货物2300多万吨，成为联通内外、辐射周边、双向互济、安全高效的国际黄金大通道，助力老挝实现了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的百年梦想。中老铁路建设期间直接带动沿线工程建设、建材供应等产业，建成通车后显著带动外贸加工制造、物流、旅游等产业快速发展，为沿线民众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又如，尼泊尔国内网络以前只能通过印度联通全球，中国承建的穿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尼光缆开通后，在两国间建起直达网络路由，大大降低了尼泊尔通往亚太和欧洲的网络时延，提升了该国网络运行质量和安全性。中欧班列迅猛发展，从2013年每年发运80列上升到2022年的1.6万列。世界银行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使沿线经济体间贸易的平均运输时间缩短4%，贸易成本降低3.5%。目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以中国为主投融资和建设，充分释放了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和建设企业的施工运营能力，既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又提升了国际化经营水平。

其次，规划规则标准“软联通”渐入佳境。与相关国家进行战略对接有利于凝聚共识，使合作更加契合对象国的发展需要。中国与相关国家签署的共建合作文件中大都有战略规划对接内容，例如与哈萨克斯坦等国联合制定发布了专项合作规划。中国积极倡导与共建国家的海关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已与48个国家（地区）实现“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使通关货物的查验率降低60%至80%，通关时间和通关成本降低50%以上。截至2020年4月，中国对外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107个，减轻了企业跨国经营的税负。积极推进商品认证和检验检疫标准对接，降低产品检验检疫准入门槛。“软联通”对我国持续提升对外开放空间、层次和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与制度型开放密切相关，今后还需加大力度推进。

再次，人文交流“心联通”全面深入推进。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旅游、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科技等国际交往合作愈加重要，而且其对经贸投资合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给共建国家民众带来福祉。10年来，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大框架下，又提出建设和平之路、文明之路、健康之路、创新之路等，使“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合作平台。中国专门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旨在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目前，每年超过20万名共建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中国已在19个国家建立鲁班工坊20多个，培养当地教师600余人、培养学生超过1万人次。截至2021年末，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45个，每年举办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

构建多元包容可持续投融资体系

中国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哪些金融支持和服务？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进程中，金融是撬动和连接各国建设不可或缺的支点与纽带，也是促进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的基础条件和催化剂。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及其相关国家不断深化金融合作，大大提升了“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与金融互联互通水平，初步建立起多元、包容、可持续的“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

第一，多边金融合作与互联互通网络加快向纵深发展。中国通过多双边合作平台，鼓励多边开发机构与共建“一带一路”及相关国家开展联合融资，搭建制度性合作框架。2019年4月，中国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在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基础上，结合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际情况制定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工具，鼓励共建国家金融机构、国际机构在自愿基础上使用。随着“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加深，“银联体”成为适合地区特点的多领域、多样化融资合作模式，中国—东盟银联体、上合组织银联体、中国—中东欧银联体等双多边金融合作机制稳步推进，为相关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通过参与双多边和区域性合作机制，加强了与相关国家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推动区域经济金融发展。2020年7月，中国财政部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等8家机构共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作为基础设施开发融资多边合作协调机制，协调多双边开发机构在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在内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开展合作，支持高质量项目准备和能力建设。截至2020年底，已有中国、埃及、沙特阿拉伯等6国共同承诺，将向该基金捐款合计1.802亿美元。

第二，多维度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与制度建设加速推进。“一带一路”主题债券作为参与国企业的重要融资途径，为项目建设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截至2023年2月末，“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有167家机构投资者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持债规模约1.54万亿元人民币，占境外机构总持债规模的近一半。加快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标准融合对接。中国制定发布《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推动开展金融领域标准化合作，服务构建稳定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围绕银行产品服务描述规范、第三方支付等消费者关注的重点领域，深化与共建国家金融标准化合作，共同制定国际金融标准。各国货币当局金融监管合作日益深入，中国已主导或参加了多项旨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多边合作框架。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协助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致力于推进《清迈倡议》，通过推行货币互换和强化地区宏观经济风险监控等方式，提升地区金融的稳定性。

第三，各类金融服务主体多元化发展水平日趋提高。整合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资源，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服务主体，积极搭建开发性金融与商业金融并存的多元合作平台。过去10年，两家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共建国家和地区提供投融资支持，为“一带一路”贡献了重要的公共金融产品。亚投行已获得联合国大会永久观察员地位，目前，亚投行成员国共有109个，覆盖世界人口的81%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5%。10年来，“一带一路”吸引更多国际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等进行联合融资。与此同时，各类新型多双边基金合作也更趋活跃，包括丝路基金、人民币海外基金、中哈产能合作基金等。

第四，绿色金融、数字金融激活“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发展新动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绿色金融框架将有助于国际各方构建自身转型金融政策，促进转型金融相关标准、产品和市场联通，便利国际市场资金服务低碳转型。2018年11月，中国绿金委与伦敦金融城牵头多家机构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提出将可持续性纳入公司治理，充分了解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充分披露环境信息，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工具，采用绿色供应链管理，通过多方合作进行能力建设等七大原则。目前，签署《原则》的机构已达39家，影响力及市场参与度不断扩大。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来源，积极探索为“一带一路”绿色转型提供公共产品。这些债券募集的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低碳低排放运输项目、节能项目和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和废水处理项目等“一带一路”绿色项目。数字金融是“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另一个新兴领域，通过将金融服务连接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让更多共建“一带一路”及相关国家分享经济增长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