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显著进展。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提升至2022年的60%以上；2022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增加至40万家，762家企业进入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榜单，独角兽企业超300家；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进入全球百强的科技集群数量达到21个，与美国并驾齐驱；外贸出口也发生可喜的结构性变化，技术含量明显提升，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成为出口“新三样”，抢跑新赛道。

但是，新旧动能转换道阻且长。我们必须要看到，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化解的进程还不够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仍然很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虽超过13%，但尚不足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新旧动能转换事关高质量发展大局，科技创新作为“动力源”，必须统筹谋划，加快部署。

首先，积极开展“产业+区域”的前瞻性布局。一方面，要把握范式转换之先机，不断深化对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的规律性认识，提升重大科技决策的质量和效率，在“四个面向”的重要产业领域，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集成式突破，筑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的根基。同时，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体系完整、增加值全球占比近30%、产业规模连续13年居全球首位的综合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丰富的场景资源，在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推动“目标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双向链接的“快车道”。另一方面，要加强区域创新协同，在经济密度较高、创新资源富集的区域，加快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谋划科创“核爆点”，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对产业链高端环节具有话语权和掌控力的“链主”企业，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

其次，夯实动能转换需要的人才物质体制基础。一要加快科技和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着力解决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层次不高、对焦不准及结构失衡问题，激活人才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二要强化新型基础设施的条件支撑，适度超前部署信息基础设施，努力改善融合基础设施的行业赋能效果，推进创新基础设施的开放设计和服务能力提升，不断夯实新旧动能转换的物质技术基础。三要推动形成科技创新的体系化能力。新旧动能的转换涉及生产组织再设计、技术升级、装备更新、材料研制、流程再造、质量提升、工艺改进等诸多环节，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需要企业通过“干中学、学中干”，快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并提升开展多主体合作的协同创新能力，以及跨行业、跨区域、跨系统运筹创新资源的开放创新能力。

最后，处理好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几对关系。一是“新”与“旧”。新旧动能转换切莫“喜新厌旧”，不能只顾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是也要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从降本增效中挖掘新的发展潜力。二是“破”与“立”。科技和产业竞争已演化为系统之间、生态之间的比拼，强调的是科技创新的体系化能力。要面向产业发展新趋势，破除制约新动能形成的体制机制障碍，建构新型生产关系。三是“内”与“外”。我国已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但与科技领先国家相比，科技竞争力还不够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在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更应以开放的胸怀，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开展更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和产业合作，推动要素流转和交换。四是“缓”与“急”。在科技创新赋能过程中，存在快、中、慢三类变量。底层技术重大突破带来的市场机遇稍纵即逝，反应必须要快；条件和能力建设属于中变量，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保证必要的“提前量”和“冗余度”；产业创新生态的形成是慢变量，不可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

科技创新赋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只要能推动政策集成、加强主体协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能力互补、强化机制联动，就一定可以顺利完成新旧动能转换。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