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科技创新竞争超越产品和服务层面，演化为体系与生态之间的比拼，考验的是全方位、体系化能力。科技创新治理正通过“源”“策”并举，完善创新生态，增强创新策源能力。建“源”主要是运用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吸引和集聚人才、技术、资本、数据以及各种功能性资源，按照一定逻辑，推动形成科技创新的条件和基础。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创新要素浓度，不过如果仅专注于此，可能会陷入“得子而不得势”的被动局面。因此，还要合理施“策”，通过策划和开展各类活动，积极谋划生态位势，将“源”所蕴藏的能量释放出来。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基础与能力建设力度，要素浓度和能级持续提升。其一，我国在大科学装置建设方面跑出国际“加速度”，已在19个城市建成31个大科学装置，还有不少正在加快建设。不过，目前策源性成果的产出效率和质量与大科学装置的数量还无法匹配起来。其二，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1.1亿人，稳居世界首位。但是，队伍“大而不强”的问题依旧比较突出，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较为匮乏。其三，我国近年来连续成功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高层次国际学术活动，引起全球科学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在全球科技治理中，我国科学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仍相对有限。

由此可见，建“源”固然重要，施“策”更为关键。在进一步提升创新要素浓度和能级的同时，要加力谋划科技创新的生态位势。

首先，要将大科学装置的集聚优势转化为前沿科学领域探索的能量。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着力提升大科学装置的运行效能和服务能级。在此基础上，依托这些装置，策划和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探索设立全球科研基金，吸引海内外英才，探索科学前沿议题，催生策源性研究成果。同时要进行更加主动的开放设计，赋能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创造增量市场。

其次，要将科技人力资源的数量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突破的体系化能力。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其培育和成长离不开深度嵌入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以及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的转化过程。应当在探索基础科学前沿、破解“卡脖子”技术瓶颈、锻造“撒手锏”技术、组织颠覆式创新等方面设计更丰富的任务场景，加强有组织科研，让更多人才在高强度的科研实践中历练成长，形成参与和组织大规模科研的能力，更快地脱颖而出。

再者，要将高水平国际学术活动转化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长效机制。除了发挥其探索科学前沿议题、促成创新共识、发现和吸引海内外英才等作用之外，还要通过完善相关的机制设计，进一步放大其溢出效应，强化其在构建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引进和培育国际学术组织、制订技术标准和治理规则等方面的功能，推动科技创新领域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谋划科技创新的生态位势，既要登高望远，加强对国际形势和科技创新趋势的研判，更要胸怀“国之大者”，增进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理解和把握，这样才能将积蓄的治理势能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强劲动能。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