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如何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怎样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日报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都阳。

记者：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面对少子化、老龄化加速的趋势，应从哪些方面改进完善经济政策？

都阳：人口状况是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基本国情，相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其他影响因素而言，人口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因此，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来看，应该把人口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既定条件，通过不断完善经济增长方式来适应人口因素带来的新格局。人口老龄化已经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要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有针对性地应对。

首先，人口快速老龄化可能导致我国未来劳动力市场规模不断缩小，从供给侧持续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继续挖掘现有的人力资源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降低失业率，对于提升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保持劳动力市场规模非常必要，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一点在过去10余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已经有很明显的体现。

其次，人口快速老龄化不仅体现为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也体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增长。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看，劳动者平均年龄的上升对创新的不利影响，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要深化创新体系的体制机制改革，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以改革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长期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提振生育率水平，对于抑制少子化趋势、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也会有一定作用。从目前看，一些制约生育养育的关键矛盾还没有解决，在这些领域持续发力，对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记者：人口老龄化反映到就业问题上，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逐渐下降，而大龄劳动者、低龄老人同样需要有质量的就业，应当从哪些方面补齐现存短板？

都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积极的就业政策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从以往仅关注劳动年龄人口群体，向生命周期的后期延伸。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特别是健康寿命的延长，一些刚刚进入老年阶段的群体，仍然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因此，就业政策体系的改革应该对这一群体予以关注。

首先，要尊重企业和个人的意愿与选择，企业和低龄老人之间要建立正常的劳动关系，才能确保就业质量。

其次，要改革相关制度，为低龄老人就业创造条件，例如建立富有弹性的养老金申领制度，针对低龄老年群体就业保护制度等领域的改革，很多工作还有待完善。

再次，要针对人口老龄化的新形势，为低龄老人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创造条件，让他们既可以通过就业提升生活质量，也可以为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贡献。

记者：如何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都阳：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依赖人才红利。要获取人才红利，首先需要实现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我国居民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显著提升，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具备了收获人才红利的必要条件。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人力资本支撑。

其次，通过灵活、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有效配置人才资源是实现人才红利必不可少的环节。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切实降低青年群体的失业率，减少人力资本浪费。

此外，要促进有利于人才红利发挥的产业结构变迁。新兴产业往往是青年人集中就业的领域，要充分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不必要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