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及深厚文化底蕴，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

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思想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沃土和思想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自强不息”“民惟邦本”“天人合一”“仁者爱人”“与人为善”“言必信，行必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等，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独特的文化内核，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作出贡献。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特征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民为贵”“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文化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等，为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了传统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了传统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道法自然”“斩伐养长，不失其时”等，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传统文化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为建设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提供了传统文化支撑。

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智慧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智慧。例如，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注重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天行有常”“动必量力，举必量技”等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思想；推进法治建设，可注重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德法共治”“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等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的思想；等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传统文化强调系统、整体思维，强调以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事物，古人讲的“天人合一”“人与天地相参”等就是这种整体思维的具体体现，对我们从全局和整体视角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启示意义。例如，传统文化强调辩证思维，强调从事物的运动变化中来认识事物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古人讲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执两用中”“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就是这种辩证思维的具体表达，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方法启迪。例如，传统文化还强调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周易》中“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名言，强调“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就提醒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自觉做到有备无患，牢牢把握主动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思想根基、提供文化支撑，而且还可以直接提供一些形象的概念和提法。例如，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小康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这里的“大同”概念，也来源于《礼记·礼运》。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借用“大同”概念来形容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境界和担当，彰显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使其发挥滋养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