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中国与巴西经贸合作出现了两次跃升，完成了中巴经贸合作量的积累，也实现了局部质的提升。如今，中巴经贸合作面临新的跃升。为此，中巴应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机制建设为重点，加强政策协调，补足合作短板。

本世纪以来，中国与巴西经贸合作出现了两次跃升。第一次跃升扩大了双边贸易量，2009年之后，中国连续14年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次跃升推动了双边投资，201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对巴西投资最多、增长最快的外资来源之一。当前，中巴经贸合作面临新契机，需要创造新互补，迎接新跃升。

在中巴合作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巴西总统卢拉于4月12日开启访华行程，东西半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再次握手。这将是中巴主动构建未来合作的新起点，中巴有望迎来合作深度与广度同步提升的新时期。

合作渐深入

中巴经贸合作的第一次跃升源于禀赋差异创造的贸易结构互补，满足了双方双循环的基本需求。自巴西总统卢拉2004年第一次访华以来，中巴贸易年均增长19%，高于中拉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17.4%和11.8%的年均增长。目前，巴西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自巴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4.1%，在食品和原材料的进口中极为突出，如甘蔗原糖占同类产品进口总量的93%，大豆占61.9%，肉类占24.7%，纸浆占21.5%，矿砂占14.8%。同时，对华出口占巴西总出口的39.1%，上述产品对华出口在巴同类出口中依次占19.4%、84.6%、42.8%、64.5%和82.7%。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收入来源地，是助其解决经济困难的主要合作伙伴。

中巴经贸合作第二次跃升源于政治互信推动的经济结构互补，满足了双方扩大内外循环的发展需求。自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巴之后，中巴双方不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借助对巴合作实现了产能“走出去”，推动了海外投融资上升。巴西则收获了切实“利益”，中国成为巴西最大投资来源国，对巴累计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不仅创造了超过4万个当地就业，推动了基础设施现代化，更为十年经济低谷中的巴西注入了复苏动力。

两次跃升完成了中巴经贸合作量的积累，也实现了局部质的提升，使双方完成了价值链和生产链的初步嵌入。

酝酿新突破

中巴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互为全面战略伙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担负着共同的发展责任。当前，中巴经贸合作中一些结构性问题正酝酿着新突破。

从进出口品类看，目前中巴合作中农业地位突出，2022年中国自巴进口的前十类产品中，有六类为农产品及加工品，合计占44.5%，而此类产品仅占巴西总出口的28.3%。出口多样化是巴西长期目标，也是其对华合作期待。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巴方数据显示，2022年对全球出口4701种产品（HS 6位），但对华出口产品仅1907种，其中，铁矿石、大豆、原油和动物蛋白四种产品持续保持了近85%的合计份额。

从合作机制及制度安排上看，巴西是拉美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企业目前在巴西投资面临准入前后的困难。仅以税收为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显示，2021年巴西的复合有效税率（Composite Effective Average Tax Rate）是31.8%，在被考察的78国中高居第三位，远高于20.2%的均值，对企业经营形成了较大压力。此外，巴西尚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未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同时，由于中巴之间缺少优惠贸易安排，巴西进口的平均关税高达22.8%，高于发展中国家14%的平均水平，更是高于中国7.4%的平均关税。自由化与便利化机制的不足增加了中巴合作的成本，对经贸规模的扩大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抑制。

巴西正致力于推动“再工业化”，而中国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中巴经贸合作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滞后于合作规模的快速扩大，机制性保障无法满足合作实体的“安全性”需求，进而抑制了合作利益的溢出空间。因此，中巴经贸合作面临新的跃升，需要双方主动“构建”新的破局点。

建构“新互补”

第三次跃升的外部条件趋于成熟。在合作诉求上，面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增长势弱的困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挑战，中国及时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指明了合作方向。而卢拉总统回归后的巴西正面临一系列艰巨挑战，首要任务就是在全球不确定性下，对内重振经济，对外重塑大国形象。中国方案无疑是一剂“急所急，想所想”的良药。在合作支撑上，卢拉政府在多边层面恢复了巴西在拉加共同体（CELAC）的活动，为中国—拉共体论坛升级为首脑峰会提供了便利，也利于论坛合作机制下的经贸活动开展；在双边层面，与中国签署了在巴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达成了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协议，为两国深度合作创造了新可能。

中巴经贸合作面临着第三次跃升的重大契机。在完成前两次互补升级下，中巴经贸合作跃升的出路在于创造机制性完善下的“新互补”，推动合作全面质的提升。为此，中巴应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机制建设为重点，加强政策协调，补足合作短板。

在合作领域上，建构“大宗商品+”价值链合作应成为发展重点。中巴应基于农业、能矿现有合作，推进物流、支付等传统基建与数字新基建合作，扩大技术交流，形成双方利益黏性，保障中国的供应链安全，为巴西“再工业化”和出口多样化提供产业支撑。

在合作创新上，建构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应成为新亮点。中国具备5G、人工智能等优势，巴西人口多、幅员广，具有应用场景和市场优势，中巴可形成项目对接。同时，双方还具备开展数字货币合作的基础，在数字安全领域也具有技术适配性和共同的合作利益，能够协同探讨符合新兴经济体发展利益的数字安全路径。

在合作共赢上，构建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合作应成为新领域。巴西和中国分别设定了在2050年前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方在新能源制造领域具备领先优势，巴方则在清洁能源使用上拥有相对成熟的技术，双方应加强能源转型的技术交流，并在碳交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经济治理领域寻求合作，扩大共同利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